水稻的扩张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有两个梦想：一是禾下乘凉，一是让杂交稻覆盖全球。在他去世之后，亿万国人无不表达哀悼之情，同时也对视若平常的稻米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稻子从哪儿来？又是何时走上人们的餐桌的？
史说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水稻起源问题的三国战争
前，中国境内开始普及种植水稻，而后水稻种植由近东传入欧洲。”而日本的水稻则是2500多年前从吴国传播过去的。
他们耕种在太湖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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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图（元代）
水稻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像是谜语界的喜马拉雅山，横亘在古人的面前，无人能说清。直到100多年前，有人试着用科学思维去解答它。
19世纪是生物学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世纪，瑞士植物学家阿方斯·德康多尔也是在这个世纪里，具体地说，是在1882年写出《栽培植物的起源》。他认为，中国是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度，然而，印度当地有很多野生稻，所以印度才是水稻的起源地。他还从语言学这条线索追踪下去，认为欧洲很多语言中的“稻”都来自梵语。水稻应是从印度传入波斯、两河流域和叙利亚。
德康多尔的这个结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个人观察。所以他又补充写到：“植物学家还没有充分地研究过中国的植物，所以我们不知道在耕田之外的地方是不是也能常常找到野生稻。”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中国不光有野生稻，品类还很多。而栽培最广的水稻的祖先，种名为“普通野稻”。要想破除阿方斯·德康多尔的陈见，就得在中国找到普通野稻。而随着近代科学进入中国，“隐居”于南方各地的野生稻群落陆续被发现，德康多尔的说法不攻自破。
20世纪50年代以后，更多的考古证据被发现，湖北京山屈家岭、重庆巫山大溪、浙江余姚河姆渡、浙江桐乡罗家角……这些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的水稻遗存，其中不乏距今7000年以上的。德康多尔依据中国史料，认为中国栽培水稻当在2800年前的“神农氏”之时，而这些水稻遗存的发现，却显示水稻的栽培史远比传说更为古老。
面对中国考古界抛出的一个个铁证，印度的考古界也不甘示弱，他们声称发掘出了约7500年前的水稻遗存；而在东南亚，泰国也声称发现远古时期的稻谷遗存。
中国、印度、泰国，处于亚洲板块相邻或相近不远的三个国家。或许正因为此，面对水稻起源的三国之争，日本学者渡部忠世提出一个新观点，水稻起源于这三地的中间点，即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地区到中国云南一带。这样，水稻可以向西传到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向东传至中国东南地区，还可以向南传到中南半岛的泰国。
这种和稀泥式的结论显然不科学。经过深入研究，学者们在检验三个国家的水稻遗存时发现，泰国的水稻遗存应不早于5600年前；印度的水稻遗存同样让人心生疑窦。他们的考古定年都有问题。
而与此同时，中国又有了新的考古发现，湖南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定年为约1.2万年前；江西仙人洞遗址也发现了一些约1.2万年前的水稻细胞“植硅体”化石，而近1万年前的浙江上山遗址更是出土了大量稻壳。
但这时，又有学者发现，中国的水稻遗存以粳稻为主，那么，是不是粳稻起源于中国，而印度人喜欢吃的另一重要水稻种类——籼稻则起源于印度呢？
争论再起。如何证实或证伪这种观点？新的科技手段登场了，这就是DNA测序技术。
2011年，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芭芭拉·沙尔和纽约大学的迈克尔·普鲁加南联合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水稻DNA研究，最终得出结论：栽培稻起源于至少8500年前，而粳稻和籼稻的分化则要晚至3900年前。换句话说，以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论，水稻在中国起源，但在向西传播至印度的过程中，和野生稻之间发生了杂交，提取了野生稻中的籼型基因，最后在恒河流域转变为籼稻。之后籼稻又随着商人再传回中国南方。
水稻起源于中国成为定论。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理查德·克莱恩发表文章称，“六七千年
—目前已知的年代最古老的稻作遗址基本上都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仅江苏省境内的先吴地区5000年以前的稻作遗址就有20多处，而太湖流域尤为集中。
学者徐国保曾写有《吴文化的根基与文脉》一书，在该书中，他记述了古吴人种植水稻的历史。他大致这样写到：
历史上，太湖流域水网交错、土壤肥沃，远古时这里的气温比现在高2℃，接近现在珠江流域。这里正适合水稻的种植。
1973年春天，南京博物院及吴县文管会的专家在草鞋山遗址发现了6000多年前的稻谷遗存。从1992年冬季开始，中日两国考古专家又联合在草鞋山遗址进行首次水田考古学研究。近4年后，专家们初步复原了古吴人在古稻田的耕作场景：
新石器时代，太湖流域除了星罗棋布的湖泊、沼泽地外，尚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覆盖。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大多居住在濒临湖泊或沼泽地的土墩或山的阳面上。当温暖的阳光融化了低湿的田畦上最后片残雪，先民们便用磨得光亮的石铲和石斧开垦湿地。每一铲、每一斧,都要付出巨大的艰辛。他们先在湿地四周开挖沟渠，再在附近开掘水坑，小的不足3平方米，大的约9平方米，用来蓄水，使之与沟渠相连。然后点燃火把，把湿地上的杂草烧尽，这叫“火耕”，对特别低的湿地，则索性灌满了水，把杂草淹死，这叫“水耨”。经过“火耕水耨”后的田地就可以播种稻谷了，以后也不进行中耕，只待秋天收获了。
《史记》载：古吴人“饭稻羹鱼”，即以米饭和河海鱼类为主要食物。吴军出征时吃的主食是米饭，副食(菜)是吴地特产——咸鱼干和“吴酸”(酸菜)。
除了吴地，在江苏，考古学家们还在泗洪、张家港、高邮、常州、海安、昆山、金坛、高淳等地，都发现了迄今5000年以上的稻作遗址。几千年来，水稻，正是从以上这些地方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走向亚洲各地，走向世界。
在全世界范围内，水稻是仅次于玉米的第二大粮食作物。全世界90%以上的稻米产于亚洲，而且集中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这三大地区。在亚洲，“稻米”和“食物”可视为同义词。
以上所说当然是现在的情况。在远古，人们的食物仍是以采集和狩猎为主，水稻种植并非主流，这时期的水稻种植区域，向西，最远到甘肃西峰，向北，最远到山东栖霞。
到先秦时期，种植替代了采集，江淮以南以种植水稻为主，在北方，也有零星水稻种植，并不普遍。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对中原政权来说，西周时期，水稻极有可能是一种稀少的奢侈食品，只有贵族才能食用，东周时期才为普通人食用，但价格仍很昂贵。孔子与宰我辩论守丧问题，在反问宰我时无意间透露了这一信息：一个人居丧期间还吃着昂贵的稻米，穿着漂亮的衣服，能安心吗？
那么，当时北方人主要吃什么呢？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博士生周立刚曾对东周时期河南的146例人骨和65例动物骨骸遗存进行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东周时期贵族群体以粟为主粮；贵族以外的群体以小麦为主粮。这说明，北方至少同时种植了两种粮食，一是从狗尾草驯化而来的粟；一是小麦。
多说一句，先秦时期，南北方很少交流，饮食差异比现在要大得多。《礼记》和《楚辞》中记录有三份食单，分别代表了北方和南方的饮食习惯。《礼记》中记载的北方肉类原料基本是猪牛羊等家畜，以及麋鹿、狼等野生动物；《楚辞》中记载的南方肉食，不光有北方人吃的这些，还有雀、凫、鸿等禽类，鳖、鲫等水产。现在楚地仍流传“宁吃飞禽二两，不吃走兽半斤”的谚语。另外，北方因礼制形成较早，甚至“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还有一些特殊部位不吃，如狼肠、兔臀。但在南方，几乎无所不吃，北方人不吃的“翠”，当时的南方人甘之如饴。“翠”，禽类的尾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鸡屁股、鸭屁股。
而到了汉代，饮食又起了变化。周立刚对河南的53例汉代人骨进行分析，发现他们基本都以小麦为主粮，粟已退出主粮行列。南方的水稻种植，此时也得到些微的扩张。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张衡的祖父张堪，被汉光武帝任命为渔阳太守，他便在今北京昌平、怀柔、密云一带的狐奴山下，劝勉辖下百姓种植水稻。张堪在四川任职过，他在那里学会的水稻种植。
但这样的扩张毕竟是零星的，微不足道的。水稻地位得到迅速提升，还要到唐代。因为战乱等原因，此时北方经济衰退，经济重心南移，人员、财力汇集在江南之地。这一时期，水稻还向西扩张到关中，向北到达黑土地，从此开启东北成为北方最大稻作区的历史进程。而到了宋元时期，稻子已经稳居全国粮食产量第一的位置。
宋代何承矩、明代徐光启等人曾想将水稻种植推广到京津地区，都没有成功。到清代，康熙在皇家园林的丰泽园内播种了几片稻田，并在那里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稻子。康熙将稻穗留种，第二年试种成功，再经过几年种植，康熙令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将这种水稻推广至江南。
如今，水稻的种类比古代更多，产量远比康熙帝发现的御稻要高。14亿国人吃上了饱饭，禾下乘凉也不再是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