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 彦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表述已经被诸多党史著作和研究成果所采用，已然约定俗成为关于党的创立史和陈独秀、李大钊对党的创立所作出的特殊贡献的一句经典性的评述。这个似乎耳熟能祥的表述，是怎么来的呢？本文做点梳理介绍。
《扶桑笈影溯当年》文章中说，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主张组织共产党，“经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陈独秀字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1947年4月26日和5月3日蔡尚思在《文汇报》上发表《李大钊的思想评介》，文中说李大钊是中共初期的理论家与实行家，他与陈独秀齐名，被世人称为“南陈北李”。在当代，1987年12月，梁漱溟在其书中回忆李大钊时说：“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为首的是陈独秀、李大钊两先生，一时有‘南陈北李’之称。”
先有“北李南陈”，再有“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是基于历史事实的概括性描述
“相约建党”，这四个字其实是基于历史过程的一个概括性描述。即1920年初李大钊冒险送陈独秀去天津，一路上谈到建党之事。
对于这一历史过程与背景的最早叙述，是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报道《武昌中山大学集会追悼李大钊等烈士》，其中写到1927年5月22日在武昌中山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高一涵（1885—1968）作了《李大钊同志事略》的演讲，演讲中有一段描述性内容，讲到“（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指李大钊——引者注）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因此大触政府之忌。”并说到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这就是“相约建党”的历史依据背景。
1963年10月，高一涵又作过一次内容相似的回忆，并对“化装同行”的过程细节讲得更加具体生动。他说：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同志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同志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后，即购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高一涵能够叙述得如此详细是因为与陈、李存在不同寻常的关系。他和陈独秀是安徽同乡，民国初年，两人在日本时，曾同是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编辑；陈独秀回国后创办《新青年》，高应陈之约，是主要撰搞者之一，两人交往十年多，相知甚深。高一涵和李大钊的关系也很深厚，两人同在日本留学，专业都是政治学。在日本时，两人还曾共建“神州学会”，并同是该学会机关刊物《民彝》杂志的编辑。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期间，高一涵和李大钊先后进入北大，都是政治学系的教授，俩人联手开设“现代政治”讲座。共同的政治爱好和相似的生活经历，把他们三个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因此，高一涵回忆陈、李有相约建党之事，应是可靠的。学术界对1920年初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去天津的途中，陈、李是否谈了“建党之事”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不过，2011年出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采用了高一涵的叙述：“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可说明，高一涵叙述的这段历史得到党史权威部门的采信。
在历史上，最早的表述先是“北李南陈”。
目前所见文献史料，最早使用“北李南陈”的是五四运动期间在北京受教于李大钊的赵世炎（1901—1927），他于1920年8月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在一张李大钊与陈独秀合影照片后面的硬板上，写了一篇杂感，其中提到在勤工俭学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当时还有一首嵌名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也在五四运动和中共创立时期的社会上广泛传颂。这两首诗的作者是谁，目前不清楚，都没有史料佐证，但从语气看，最大的可能是出自五四运动和党的创立时期，追随陈独秀、李大钊，并活跃在北大校园里的一批学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之手。
直到1933年4月23日，在社会知名人士和家属为李大钊举行的葬礼上，在送葬的队伍中，有一副由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副会长兼总干事的杨杏佛（1893—1933）送的挽联写道：“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那用我辈哭先烈。”才有了“南陈”“北李”的表述。
把“南陈北李”组合起来使用，目前所见文献是，1943年3月，一大代表周佛海在《古今半月刊》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