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 我《红楼梦》水西庄
刚才接到黄裳兄寄来的一本新著，不免又想起我们两个的“关系”，似乎不妨一叙。我比他大一点儿，通信时是称他为“裳弟”的，但到“文章”里却不宜，那是我们的私交（也是深交）的称呼法，一撰文，就得“权变”了，乃以兄称之——多年来“体例”如此。
我们是名实相副的真同窗，因为是南开高中时期的同班兼同屋，真是日夕盘桓，不离形影。我们两个的体质、性格等等，都很不一样，可是“共同语言”却很多：爱书，爱文学，爱京戏……他个性很强，在一般的同学眼中他是并非“交游”甚广的，谈得来的也是有限数的。他脾气执拗，好说真理，爱“抬杠”——因而绰号“小牛儿”。那时同“斋”（宿舍）住的，有黄宗江，他因演话剧男扮女装，得绰号曰“小妹”。一位观众席上的家长老太太爱上了“她”，说这闺女真“俊”，意思想讨了做儿媳妇。我与宗江还有燕京大学校友之谊，又同在京城文艺界，但难得晤会，而黄裳兄远在沪上，却与他交往甚深。宗江在抗战时的著作《卖艺人家》，还是黄裳题的封面——毛笔字也自有风格。宗江当了演员，黄裳做了“报人”。如今他们都成名了，宗江不必再“介绍”，黄裳则是一流散文家，剧评家，全国作协理事，还是高级的藏书家。
我们是被九·一八的炮火冲散的，他们到了“大后方”，我却在家乡受沦陷之苦。那时候，望祖国如在天上，如在梦间，渴盼一丝消息也无计可得。我父亲望之尤切，让我订了一份《华北明星》报（天津英文版），是想从“外国人”那里获得一点儿真实信息。谁知那报早被侵略者“劫收”了，登的都是“倒霉社”（“读卖”Domei）的报道。父亲埋怨我：“看了报，一句也不给人讲讲听听！”我甘受责怪，不忍说破——怕使他老人家更感伤心难过。后来烦人偷偷安装了一副能收内地广播的“耳机子无线电”，冒着很大危险，每等到夜深了，秘密收听。当我第一次听到那万里之遥的微弱但又清楚的声音——广播开始是岳飞的《满江红》，我哭了。那低沉、严肃、悲痛而又雄壮的乐声与唱声，我至今如在耳边！——必须叙明这一层，读者方能理会：当我在旧书摊上偶然买到了一本宗江作、黄裳题的《卖艺人家》，见那故人的手迹，见那国难期中四川土纸印制的书册时，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激动？感慨？向往？羡慕？怅惘？……真是无以名之，万言难表。
就这样，我们彼此失散不相闻问，也不知过了多少年。1950年，我的红学论文在《燕京学报》第十期上发表了（发学生的文章，是大学学报的创例），不知黄裳兄由何而读到了，在《文汇报》摘载了论文的一部分，来信告知于我，并附有晚报所刊读者撰文表示赞同的资料。我们这才又有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