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下童书创作和阅读的一些思考
徐鲁
2020年3月5日，钟南山院士给全国的少年儿童写过一封亲切的回信，寄语孩子们：“用知识缝制铠甲，不远的将来，当你们走出社会，在各行各业都将由你们披甲上阵。”相信科学的力量，用知识缝制铠甲，这是这位科学家和“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对孩子们寄予的殷切期望，也是给孩子们
画出的清晰和坚定的目标。
2019年年底，我在北京参加《梁晓声童话》研讨会时，听到梁晓声谈到他为孩子们写书的“初心”时的一番话，深有同感。梁晓声说，他在阅读俄罗斯文学家如别林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作品时，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他们有一种共同的“俄罗斯焦虑”，就是俄罗斯民族需要“新人”。这种“焦虑感”我也感同身受，特别强烈。培养富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人文素养、性格坚强和健全的一代“新人”，也是时代的呼唤、国家与民族的未来的迫切需要。因此，我也特别希望，借助儿童文学的特殊力量，在孩子们的人格塑造、道德培养、精神引领，乃至一些细小的行为矫正等方面，提供滋养和帮助，儿童文学作家们责无旁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性格特征和精神追求，一代人也有一代人所崇拜的偶像、所钟爱的理想与誓言。但无论是处于哪个时代的少年人，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追慕和崇拜自己祖国和民族的先贤、英雄和先锋人物，都崇尚真、善、美，都愿意以美德为邻、与高尚为伍，都富有朝气和梦想，都渴望去追寻远大的理想，去远方飞翔。
比如，中国科学家“科学报国”
后，又相继诞生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大庆（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等；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直到刚刚过去的2020年，诸如特区精神、女排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又在中国大地上如光焰般闪耀和升起。百年奋斗征程的每一步、每一程、每一段里，都有伟大的精神相伴随，并且不断传承、发展和丰富，也被不断地擦拭得更加清晰和明亮。
一百年奋斗史篇里，感人的故事岂止万千！一座座崇高的精神峰巅，一代代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不仅是祖国和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也是文学艺术家们、包括儿童文学作家们取之不竭的题材资源和创作主题。那么，如何把一百年真实的奋斗故事，生动地、准确地讲述给今天和未来的孩子们听呢？丰富的红色题材，摆在人人面前；每一种无言的精神，都在那里熠熠闪光；怎样去讲好这些故事，如何再现每个故事里的光芒和温度，却像是一张张严肃的试卷，需要用心去解答，容不得半点轻慢和粗率。所以我一直认为，红色题材，对写作者和出版者的情怀、价值观、精神格局、文学修养，等等，都是一道不低的门槛和不小的考验。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红色故事。从最早的先驱故事，到战争岁月里的一代代先烈故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抗美援朝故事、新中国建设故事，到众多先锋和英模人物的奋斗故事，这是一代代优秀的中华儿女用鲜血、生命、智慧和大爱铸就的宝贵和永恒的精神遗产，也是对今天的少年儿童进行爱党、爱国教育最生动、最鲜活的“教科书”和最珍贵的励志之书、美德之书。在这些奋斗故事里，不仅闪耀着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来优良的传统美德的光华，也传递着流贯着我们今天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许多宝贵的懿德清风。“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以史为鉴，追寻先辈们经历的血与火的奋斗足迹，铭记国家和民族历史上有过的屈辱和悲伤，感
“科学强国”的故事，不正是我们身边最好的“现实题材”吗？中国的一代代科学家，是爱国赤子和共和国脊梁，是科学巨星，也是最美奋斗者。讲好这些故事，就可能像春雨润物无声一样，在少年读者们心中播下科学报国、科学强国的理想的种子。我们知道，在群星闪耀的宇宙星空里，有许多行星、星座、环形山，是以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钱学森星、李四光星、朱光亚星、陈景润星、袁隆平星、吴孟超星……一颗颗带有国际编号的小行星，不仅仅代表着、纪念着一个个永恒和闪亮的名字，同时也在纪念和象征着时时刻刻在引导着人们上升、前行和抬头仰望的一种伟大的精神，一种崇高的人格风范。一部伟大的中国科学史，也仿佛是一部同样伟大的“科学家精神史”和“科学报国史”。
儿童文学不能虚无历史，也不能仅仅给孩子们建立童话的“乌托邦”和“空中楼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虽然历尽磨难，却又不断浴火重生的奋斗故事，我们的祖国和民族那些伟大的爱国先辈和英雄儿女的奋斗故事，儿童文学作家们应该更好地去讲述，而不是回避这种崇高和缺席这样的题材。当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们越来越更会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体现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坚忍不拔、奋发图强、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伟大精神的故事讲述得更多更好。
第四八七七期
美好家园（儿童画） 高梓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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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跪拜礼”
航鹰刘悦
高建国
作家出版社
文化艺术出版社
清宫有两“多”，一是自鸣钟多，二是“跪拜礼”多。这两种现象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却是那个时代独特的风景。然而，时代毕竟前进了，一桩又一桩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冲击着顽石般的“跪拜礼”。
就拿裕勋龄被传诏进宫给“老祖
宗”照相这件事来说吧！遵循祖制他必须跪着拍照，可是当年的老式照相机得固定在约1.6米高的架子上，他得站着把脑袋钻进一层黑罩布里面去对焦距，跪着是绝对够不着照相机镜头的。李莲英出了个主意，叫勋龄跪在凳子上。可是“老祖宗”要拍许多照片，勋龄需要不断地选择拍摄角度，莫非得像只猴子似的爬上爬下吗？“老祖宗”看了抿嘴一笑，开恩降旨：“免跪了罢！”勋龄在免跪之前还得磕头谢恩。多亏了“老祖宗”开恩免跪，他才能为后世留下三百多幅珍贵的紫禁城图像史料。关于“免跪礼”，还有一桩令人哭笑不得的难事，叫伍廷芳给遇上了。
有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许多西方国家的公使来觐见太后、皇帝，递交国书。为了办好此项活动，太后传旨李鸿章，叫他找一位英语流利又熟悉外交礼节的人来担任御前翻译官。李大人特意从天津调来了英语专家伍廷芳担任御前翻译官。
伍廷芳到了北京可就发愁了，心里想这是一次正式的大型外交活动，自己跪着当翻译怎么行呢？我若是跪着，洋人们站着，和洋人的身高相
“那就不要让他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