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虎臣
1987年，我在文化馆工作期间，全国统一部署，各省、地、县都要把本行政区划内民间口头流传的神话、故事、传说，民歌、民谣、民谚等等搜集起来，整理、分类、编辑成册，统称“三集成”。当时，馆里无专人管文学工作；又觉“三集成”那么浩繁的大事，小小基层文化馆参乎个嘛劲儿？所以，工作布置有段时间了，我们还一动没动。
这一天，有位白净、稳重、儒雅、气度不凡的老先生来到文化馆，他是骑自行车来的。当时，文化局也挤在同一座小楼，局长把我们唤了过去，介绍说这位是天津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周骥良先生，“三集成”工作天津地区负责人。赫赫头衔儿，令人肃然，何况我们又都是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正是他旗下的“兵”，更得服从了！
他跟我们讲“三集成”的重要性。说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典籍里固然有记载，流传在民间的传说、故事、民歌、谚语之类，看似无奇，实是打开我们民族心理深层奥秘的钥匙，也是我们能够坚定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动力和源泉。“牛郎织女”是歌颂坚贞爱情；“劈山救母”说的是豁出性命与黑恶势力抗争到底……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民族精神的写照。如不及时搜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难发掘，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为此，这次搜集整理，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可说是力出当代，惠及千秋。咱们干的是文化工作，责无旁贷，必须尽心尽力把这项工作搞好……
他不疾不徐、侃侃而谈，和善亲切，犹如聊家常、叙亲情，入心入肺，自然而然地使我们感到这项工作应该做、必须做，而且要做好。
重视程度提高，积极性也来了。我们把各乡镇文化站的同志请上来，讲意义、交任务、商量做法。会开得热烈融洽，积极性都挺高，又加他们对自己家乡的历史渊源、人文掌故、故事传说，风俗沿革，要比我们清楚得多，他们走街串户，拜访老人比我们两眼一抹黑强多了！
这期间，周骥良先生可跑上劲了，几乎每星期必来，都是骑着那辆自行车，对我们主要是鼓励督促，同时介绍一下各区县的好做法与进展情况，听听我们的汇报，出出主意。抬头看看时间，差不多11点多了，推车就走，怎么留饭也留不住，有一次，我陪他看我们区的画展，他看得极认真，优缺点有嘛说嘛，没架子，也不用客套话应付。画展看完过了饭时，可还是没留住，我们不禁怀疑这老先生是不是本分过头了？不久后，一次汇报“三集成”进展情况，我们到他家里去。他兼有很重的创作任务，得空还得在家忙创作。当时他正在家写有关杨虎城将军的长篇小说。到了饭时，床上摆炕桌，饭菜端上来，再想推辞，看着朴实厚道、忙乎了半晌的周夫人，嘴张了几张，我们也没吐出口。
他到下边，闷头工作、不沾不染不添麻烦；你到他家，摇身变贵客，老俩口恳切热情，不给你张口谢绝的丁点儿机会。对这些，我一直念念不忘——这就是从老区进城、不以著名作家自居、时刻不忘共产党员身份的周骥良！
受到他的启发，我们也往下边跑的勤了、感情深了、工作也有了大的起色。由于各镇、乡群众发动起来，“故事篓子”一个个冒出来；收到的稿件逐渐多起来；最后收集到集成卷的故事就达500多篇；还有歌谣、谚语若干。
原先我们以为岁数越大，知道故事越多，实际不准确，不少年轻人也可能是“故事篓子”，一交稿，动辄四五十篇，有的甚至上百篇，几乎自己可以成卷出版了。现在反思，我们还是用力不够，如果再努力深挖，收获也许更大。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天津卷南郊册》1988年9月定稿，当年正式印刷出书。封面以一幅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为蓝本设计，巧妙地将“飞天”置于三个大小不一、相连的圆形镜面之中，造型优雅大方又不失洒脱，特别是“飞天”的长裙到封面左边尽头断开，移开些许又从封面底部突兀勾回，上卷成汹涌波涛，澎湃展开，使整个画面伸缩自如，充满浪漫色彩，而又不失稳重大度、百折不挠的气度，为这本小书增光添彩，而我们却没花一分钱设计费。这都是为全书做编辑、校勘、分类和联系印刷的刘景周先生闷声不吭，自己创作的！
全书分设神话传说故事，笑话歌谣和谚语三部分，共收录文章一百六七十篇（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