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到“我们”
在这本书里，斯诺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刚刚成立了15年的年轻政党——的领袖人物。斯诺面对他们时，不仅思考的是“这些人是怎样的人”，更在探究“他们因何而成为了这样的人”。他把目光聚焦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贺龙、徐海东等人身上，既记录现在，也追叙过去。
书中用了整整一篇来记载毛泽东的个人口述自传，而这一篇的标题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在毛泽东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过程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他在少年时期所具有的朴素的道德良知，比如他和父亲在是否要施舍穷人上产生分歧，还有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这种朴素的道德良知，我们在其他领导人身上也能看到。彭德怀已经准备要和他的表妹结婚，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使得他不得不再次踏上逃命的道路。他带领一群农民攻打了一个地主的家，“我事后想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只知道，他应该把米卖给穷人”。徐海东更是因为童年的经历而深感“穷人的孩子是得不到公平的”。对身处不幸命运的人的同情，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构成了这些领袖人物道德良知的底色。
然而，并不是有了这种道德良知，就一定能走上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这中间一定有复杂的因素构成。在毛泽东的自述里，我们能看到这些因素——不断地学习与反思、持之以恒地准备与实践、各种思潮的摸索与尝试。从崇拜梁启超、康有为，到选择陈独秀、李大钊；从湖南的徒步考察，到辗转泰山、孔墓；从剪辫子，到创办新民学会、组织反军阀运动；从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到最后选择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过程中，有外在时局变化的影响，有周遭师友的启发与陪伴，但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对人民、对民族怀有的深刻情感，而周恩来、朱德等人无一不是如此。因此，从一个个革命领袖到一个政党的建立，看起来是人的集合，实质是信仰的集合。而这个信仰，就构成了这个政党的初心与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在记叙领袖人物的生平过程中，斯诺有了一个“一再的发现”，“共产党人能够说出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我们在毛泽东的个人自述里也能发现这一点。那么，是什么力量把“我”变成了“我们”呢？
我们可以试着从另外一群人身上寻找答案，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军队——红军。斯诺在书中详细记载了红军的成长过程，以及红军所进行的“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长征。斯诺热情地讴歌了这次远征，认为它体现了“冒险、探索、发现、勇气、艰难困苦、英勇牺牲”等诸如此类的词语。第八篇“同红军在一起”更是集中描写了红军的年龄、文化程度、组成来源、武器装备、学习训练、政治教育、精神风貌等各方面的内容。斯诺在把红军同白军乃至其他国家的军队做了比较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红军的优越性就在于，它往往是在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唯一一方。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很简单，那就是为人民、为民族，这一点在“政治课”这一节里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他们来自人民，又在战斗中深刻感受到人民对他们的支持。这是他们能成为最优秀的军队的原因。
不仅是红军战士，斯诺在这本书里还为我们描写了一群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红小鬼，也叫少年先锋队员。在斯诺笔下，这些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少年展现出了一种生气勃勃的精神：他们有着高度的个人自尊，不能接受别人叫他“喂”，因为“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是同志”；他们来历不同，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然而却是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他们有着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穿着肥大的衣服，却并不妨碍他们参与真正的战斗；他们对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口号有一种信仰，哪怕这种口号对他们来说只是“意味着帮助他们开枪打地主和师傅”。是什么让这群少年超越了常规情况下可能有的幼稚、胆怯、想家，而变得能够跟随一支军队走上六千英里，还能保持着如此昂扬的精神面貌和刚毅坚忍的品格呢？在“红小鬼”这一节里，斯诺为我们揭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通常来自贫苦的家庭，挨饿往往是童年最深的记忆；他们自愿跟随着红军，只是因为“红军是替穷人打仗”的简单信念。
至此，我们可以揭开从“我”到“我们”的奥秘：这些现在或未来的红军战士，他们来自旧中国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家庭，本身就是人民中的一员；他们加入红军，是因为要为穷苦的人民去战斗；在战斗的过程中，他们又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来自人民对他们的支持和拥护。因此，“我”就成了“我们”中的一分子，无数个“我”就汇成了“我们”。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他们正是初心与使命的生动体现者。
从怀疑到坚定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无法忽视斯诺作为一个讲述者的重要角色。在出发动身去边区之前，斯诺脑海中带着无数的问题。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斯诺是一个不被宣传左右、有主见、有深刻见解，为了寻求真相愿意冒险的西方记者。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特质，我们才得以在他的笔下看到整个红色中国的样貌。
在这次出发采访之前，斯诺在中国生活了七年。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斯诺对当时旧中国的面貌怀着深刻的关切。在“死亡和捐税”这一节，斯诺记录了西北大灾荒的情形。他亲眼看到了千百万的人死去，也看到了许多有钱人拥有着千千万万吨的小米却不去救济灾民，他问自己，“他们为什么不造反”。但是，记者怀疑的天性告诉他，“红军究竟是不是好一些呢”？由此，斯诺既采访领导人，也采访中下军官、普通士兵、农民，他笔下的陕北如同一个未知的国度，逐渐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乐观、自由、平等、生机勃勃的光辉。仿佛是因为在这个红色国度里看到的一切激起了他的热情，他不止一次地打破理性客观报道的基本准则，现身在文中进行热情的评价，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必胜的信念。
是什么让一个身处红色中国之外的他者从怀疑走向了坚定呢？在文末，斯诺写道，“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换言之，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这个政党的初心与使命决定了其最后必胜的结局。而斯诺，正是这个政党初心与使命的见证者。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后，曾激励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投身到如火如荼的红色革命中，时至今日，书中所记载的人物和故事还闪耀着乐观、自信、果敢的光辉。我们今天在阅读时，还会不断地讶异于那些我们崇拜的伟人和英雄原来有如此可亲可爱的一面，我们在这种真实的记录中被他们的精神和气质感染，这也是属于我们的探秘之旅。
（作者系湖北省宜昌市外国语高中校长、正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