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沙出发，不过3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就已身处衡阳市南面40公里处的水口山矿区。
5月中旬，初夏的阳光将天地间的一切映出明丽的色彩。百年前的人，来到水口山的方式和我们不同。他们大多乘船溯湘江而上，停舟东岸，再在田野间走上两三里，才能来到这片历史可追溯到宋代的矿产地。
百年前始有近代化工业的湖南诞生了工人阶级，在旧制度的压迫下，他们和这片土地上最广大的农民阶级结成联盟，在新兴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上了历史的舞台。
【潮起·回放】走进水口山工人运动陈列馆，看着墙上的照片，与百年前的
矿工面对面。
1896年，官办水口山铅锌矿局成立，开采、冶炼铅、锌、铜和稀贵金属。守着“宝山”，矿工却饱受压迫。展馆的照片里，他们身处矿井中，个个裸着瘦弱的身体，奋力拖拽着装满矿石的编筐。
“每日工作十几个小时，月薪6元左右，仅能果腹。若是发生矿难，矿局赔付的钱只够置办一副薄木棺材。”中共常宁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傅建平介绍，“而矿局长的月薪可达480元。”当时的文章《水口山现况记》写道：“他们（矿工）顺良到了极处，能受那种人所难堪的痛苦。”
即便如此，水口山矿务局多次拖欠5000余矿工的薪金。矿工辛苦开采的矿砂却被省府抵押外商，所得款项充作军费。
再“顺良”的矿工也无法生活下去了！1918年、1920年，水口山矿工进行了几次罢工斗争，但因缺乏组织领导，被矿当局威慑、分化，均以失败告终。
【潮涌·特写】
水口山虽以山名，实则是个坡度缓缓的小丘陵。当我们沿着从湘江边到水口山的路前行，走入了一片湘南地区常见的砖木民居中。民居围聚一个偌大屋场，正对着一个“凸”字形的清代戏台——康家戏台。
周遭一派宁静。戏台屋顶的檐角高翘，上面有一对凤凰似要振翅飞翔。它们是否会怀念那些人声鼎沸的岁月，回想起近一百年前，这里曾进行的激情澎湃的演讲和让人喜闻乐见的表演？
1921年冬季开始，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走进矿工中，开办识字班和夜校、输送进步书刊、表演文明戏。
1922年4月下旬，一个个子高挑、操着湘潭口音的教书先生来到了矿上。他在康汉柳饭店住下，然后坐摇车、下矿井，了解工人的生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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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为什么这样受苦啊？”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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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命。”矿工们回答。
“我们工人受的苦，不是命里带来的。”他登上康家戏台，向工人们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工人们创造的财富，被洋财东和资本家剥削走了。现在，无产阶级必须团结起来！”矿工们内心起了波涛。
这群年轻人，是以蒋先云、唐朝英为首的党员。这个“教书先生”，是时年29岁的毛泽东。
在这期间，水口山矿有70多名工人被吸收入团，并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水口山支部。1922年11月23日，中共水口山小组成立，蒋先云任组长，吸收先进工人刘东轩入党。为了以合法、公开的形式开展工人斗争，11月27日，“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在康家戏台正式成立，大罢工浪潮暗涌。
12月5日，蒋先云、刘东轩率领3000工人举行罢工，向矿当局提出了改善工人待遇的18项条件。“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的标语飘扬在水口山上。衡阳、长沙、安源、唐山、上海、汉口等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组织发出多道通电声援。期间，毛泽东率领省工团联合会下属单位的21人，同省政府官员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利用省长赵恒惕的《湖南省宪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法律上保护了水口山工人罢工的顺利进行。
站在水口山上的一栋两层办公楼前，对面已有百余年历史的2号矿井还在开采作业，不时传来闷响。傅建平指向办公楼：“那时候，这里是一座四进院落，是水口山铅锌矿局所在地。1922年12月19日，矿当局请工人代表入内谈判。”
“四进院落，层层都有带枪士兵把守，制造高压、紧张的氛围。一见面，矿当局负责人就厉声喝问：‘是你们煽动工人罢工的吗？赶快下令复工，否则就地正法！’”傅建平说，“蒋先云、刘东轩虽然年轻，但始终冷静、有理有据地坚持斗争。”
与此同时，守在门外的一名工人，攀上门口的一棵小枫香树向院落内张望，准备察觉异动便组织破门。按照事先约定，工人监察队长谢怀德拉响了汽笛，3000多名工人手拿篾片、煤油、铁锤将矿局团团包围，高呼“反对阴谋杀害我们的全权代表”等口号，声音响彻云霄。
在坚决的斗争之下，12月27日，矿当局负责人终于被迫答应工人俱乐部提出的18项条件，无一更改和取消，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事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评价：“其雄壮不亚于安源。”
【画外音】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2年时间，全国发生了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湖南的工人运动成果尤为突出。到1923年年底，参加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有32个工会组织，会员4万人。湖南工人运动不仅直接改变了湖南工人阶级的思想、组织和生活状况，而且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在工作中注意培养和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入团，不断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这成为湖南工人运动不断取得胜利，在全国工运转入低潮后继续坚持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