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青年投毒惩日寇

20190208期来自:文萃报

周恩来会见阿什拉芙公主

关键时刻破获潜伏的台湾特组织

1971年春,我所在的通信连随团部驻扎在北京珠市口西大街133号。当时,我在通信连担任通讯员工作。

4月13日,连里接到上级通知:伊朗巴列维国王派遣他的孪生妹妹阿什拉芙公主访问中国,今晚周总理将在前门烤鸭店宴请公主。由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此次宴请属绝密。上级要求我连于16时前到达指定哨位,全连出动,武装执勤兵员53名,便衣执勤兵员68名,无线电静默,有线电话关闭,上级所有通知全部由通讯员口传。

在接下来的战前动员会上,指导员透露:早在阿什拉芙公主来我国之前,其动机已被台湾方面设在伊朗的间谍机构获取。据我有关部门通报,台湾方面已下达阻止阿什拉芙公主与我国高层领导会晤的指令。而就在今天0时45分,我有关部门侦破一个代号为 “长江好”的台湾特务组织,现场抓获潜伏特务7名,并在东城区棉花胡同附近缴获美式 AN/GRC-142、AN/GRC-108电台各一部,炸药53公斤,定时炸弹16枚。

据特务头目李炳银供述,这个代号为“长江好”的特务组织,早在平津战役结束时就潜伏下来,其成员由原国民党军统老牌特务头目构成,他们当中有爆破专家、无线电专家、狙击手等各类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是潜伏在大陆最具专业性、破坏性最强且装备最先进的特务组织。台湾方面对这个特务组织的启用非常慎重,自1949年1月31日组建至今,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用他们的话讲就是,只能是关键时刻,只能制造重大国际影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为此,上级对在前门烤鸭店周边的执勤部队提出了特别要求:要不惜生命代价确保周总理、阿什拉芙公主及我外交人员的安全。必须在0.35秒内传达指示信号

指导员动员完毕后,立即带全连战士直奔哨位。我领命去师团部前进指挥所担任团首长的通讯员。据命令,团部首长的指示全靠口头传达,向上级报告只能使用旗语。

接着通讯股股长把我带到烤鸭店的西北角,拿着粉笔在地上画了一双脚印,让我不可跳出这个脚印,并向我交代任务。据了解,仅担负此次旗语传令的人员就达18人之多,每人一个岗位,实行梯次、逐级传递。每一个旗语兵身后配有两名旗语观察员,他们一个携带夜视仪,一个配有高倍望远镜,在风向不稳定、距离较远、能见度差、肉眼视觉疲劳的情况下,都能及时准确地捕捉到对方旗语信号。

当时,在人民大会堂顶层设有两个旗语岗,其职责是确保设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军委、北京军区联合前进指挥部的首长在第一时间掌握敌情社情;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设有两个旗语岗,确保设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的北京卫戍区前进指挥部的首长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敌情。我的任务是:上传,必须在0.35秒内把首长指示准确地传达到设在烤鸭店楼上的信号岗;下达,接到楼上信号岗的指令后立即报告师团前进指挥部。

圆满完成任务

17时38分,联指通知:总理正在西花厅门口上车。师长立即命令:全体人员进入一级勤务状态,枪弹结合、送第一发子弹上膛;驻守在楼顶的高射机枪组、班用机枪组、其他机枪火力点群组枪弹分离,方向正东、枪口角度45度,待命。

总理的黑色红旗牌轿车已停驻在门口。总理从车后座缓缓下来,抬头看了看烤鸭店大门,目光扫视了一下四周,转身向正门走去。

宴会结束,当总理送走外宾后,转过身来,抬起微微弯曲的右臂,微笑着向我们挥手致意,并亲切地说:“同志们辛苦了!”此时,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迅速地向周总理敬了一个标准的举手礼。

四个多月后的8月16日,中国与伊朗发表了建交公报。

(摘自《纵横》葛勤利 口述 曾祥书 整理)

抗战时期,29岁的詹长炳和26岁的詹长麟兄弟俩连续几年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当仆役。哥俩寡言少语,埋头做事,和馆内的所有人相处得很好,从未表现出任何反日言行。1939年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发出请贴,将于10日举行大型宴会,招待将于9日到达南京的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其随员三重,同时邀请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首脑及南京伪政权要员出席。詹氏兄弟决心用这个机会采取一次重大行动。

日本总领事为宴会选中的是中华路119号老万金酒店的瓶装陈酒。中国仆役的工作是到酒店买酒,并在宴会中负责温酒。9日下午,当取回4瓶老陈酒时,兄弟俩利用工作之便将事先准备好的毒药掺入酒中,然后重将酒瓶封好存入总领事官邸。当日下午6时左右,开始做温酒的准备工作。詹长麟仔细地往所有日本式的温壶中灌进毒酒。经过仔细清点,确保无误后,他向另一位中国工作人员说:“我只在每个温壶中灌了半壶酒,如果一次灌满酒味道会不好,等宴会开始时,再灌满。”并说:“我肚子疼,出去吃点药,等一会儿就回来,若有什么事请帮个忙。”说完就匆匆离开南京。

宴会于10日晚7时35分在总领事官邸如期举行。参加宴会的有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其随员三重、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铃木少将,海军大佐泽田、中佐田中等人;南京伪政府方面有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缓靖部长任援道、交通部长江洪杰、外交部长廉隅等一群大小汉奸。由于按原计划邀请的日军华中派遭军司令官等一批重要人物缺席,临时决定由领事馆书记官船山、宫下等人补充。

宴会开始,总领事堀公一致词,并提议为日本侵华战争的胜利干杯,与会者纷纷举杯将酒一饮而尽。正当群魔兴高采烈喝尽杯中之酒后,突然有人感觉酒中有异味,便大声叫喊:“酒里有毒药!”立时,一片惊慌和恐怖的气氛笼罩宴会厅。赴宴者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因为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汉奸都深知,对中国人民的反抗是防不胜防的。虽有日军重兵驻守,又有军警、宪兵的严密防守和检查,但南京人民愤怒的面孔仍然使他们坐卧不宁。因此,当听到有毒的呼喊后,在堀公一的指挥下,重新倒出一、二杯酒,小心翼翼进行品尝。同时命令书记官船山和警察署长内藤,到厨房将买来的陈酒进行全面检查,并立即打电话通知日本陆军各医院来人抢救。

饮酒下肚15分钟后,毒药发生了效用。除警察署长内藤等一二人来得较晚,酒喝得少中毒较轻外,大部分人员全身不适,口、舌麻痹,行走困难。有的栽倒在会客室和走廊里大口呕吐。最可笑的是汉奸梁鸿志连毒带吓竟一头倒在宴会庁,连尿带屎拉了一裤子。内藤开始还比较清醒,指挥警署在场人员对官邸周围进行封锁,加强警戒,但很快也和其他人一样神智昏迷栽倒在地。中毒事件导致船山、宫下两书记官当晚毙命,其余均作为重症人员进行抢救。

日本人为了抓住詹氏兄弟,把他们的姓名、年龄、身高、相貌、衣着、住址等等,都一一列出,不仅在报上刊登通缉令,而且在南京城内外到处张贴。但在广大爱国民众的帮助下,哥俩不但安全进入日本势力未能进入的上海租界,尔后,全家又在6月末,就在日本人戒备森严的眼皮底下离开上海安然到达香港,脱离了日本人的魔爪。

(摘自《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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