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领导推动陕北革命发展，1928年1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决定成立陕北特委。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绥德西川张家岔（今属子洲县）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1928年秋，受党组织指派，经杜斌丞介绍，王贵宾被派往国民党二五八独立旅部开展兵运工作。王贵宾原本在旅部任司书，但为使基层连队迅速建立党组织，以更好地开展兵运工作，他以此为借口，主动要求下连队当兵锻炼，随后就到了旅部下设的军官教育团当了兵。在军官教育团，王贵宾的工作很有成效，党员人数从十多人发展为八十多人，并在一些连队中建立了党的地下支部。为了隐蔽工作，王贵宾不怕吃苦，认真训练，很快得到旅长刘润民的器重。刘润民是个文人军人，比较开明，对共产党员半明半暗，很欣赏王贵宾的文笔，就把王贵宾由士兵提为班长，接着又升为排长，后来调至旅部当文书、录事，最后升为书记（少尉），这就为王贵宾在敌人心脏里的潜伏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我党的千里眼、顺风耳。
王贵宾利用在二五八旅的便利条件，担任起了二五八旅地下党联络员，陕北特委通知王贵宾，王贵宾再通知二五八旅的工兵营、炮兵营、军官教育团的地下党负责人，他们每周到药王庙开会，药王庙就在二五八旅部的坡下不远处。三年来，王贵宾向组织提供许多重要情报和军事机密，时而还到榆中刻蜡板、印宣传资料，数次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办的任务。
1929年春末夏初，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榆林城北的红石峡洞穴内召开，会议决定由刘志丹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1929年底，刘志丹秘密来榆视察工作。在渭华起义时，刘志丹与时任营长的高起凯一起干过工作，但高起凯后来叛变，来到榆林当了井岳秀的副官。有一天，两个人在榆林城不期而遇，高起凯就向王贵宾打听刘志丹来榆林干什么，准备向井岳秀告密。王贵宾获悉这一情况后，不顾个人安危，直奔陕北特委的秘密联络点药王庙报告党组织，使刘志丹安全脱险。
1930年正月，地下党员张东皎以国民党驻防宁夏盐池苏雨生师长的代表，借助来榆林和井岳秀进行军事联络的机会，向陕北特委汇报宁夏兵运工作情况。井岳秀对张东皎产生怀疑，下密令加强防范张东皎的活动。这道密令下到了二五八旅部后，王贵宾就把密令的内容报告给陕北特委，陕北特委马上通知张东皎立即离开榆林，安全返回宁夏。
1931年春，陕北特委决定让刘澜涛、常黎夫去天津北方局汇报工作。当时去天津必须经过吴堡宋家川渡口过黄河到山西，然后再到河北天津。宋家川渡口由二五八旅的一个连驻守，防守非常严密。刘澜涛曾在1928年被通缉过，1930年在绥德坐过半年牢刚出狱，万一被人认出来是很危险的。为防止意外，陕北特委决定由王贵宾利用其在二五八旅部书记的身份，负责护送刘澜涛、常黎夫渡黄河。一见到同乡同学同志，王贵宾拍肩捶胸，高兴万分，说不完的话语，道不尽的情谊，把身上的钱物送给了刘澜涛、常黎夫。那天黄河上风大浪高，王贵宾利用职务之便，经过多方活动，疏通关系，亲自登船护送刘澜涛、常黎夫平安渡过黄河。1982年8月，刘澜涛回忆起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时说：“我当时是危险人物，万一有人发现，王贵宾会被告发的，但他不害怕。后来，王贵宾为革命英勇牺牲了，他是党的忠诚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