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脂东校积学识
1908年冬，三岁的溥仪登上皇位，不久，掌控大清近半个世纪的慈禧死去，大清王朝摇摇欲坠，旧中国风雨飘摇，老百姓缺衣少吃，但对家住米脂县城北郊班家沟村的贫农王树德来说，这年5月家中再添男丁，给这个贫苦家庭平添了几分喜悦。不识一字的王树德给大儿子王贵兴起小名叫“大愣”，自然而然，就管这个二儿子叫“二愣”。
“二愣”其实一点都不愣，而且还很懂事，幼时经常主动帮父亲兄长割草喂驴喂羊、拾柴捡粪，有时还下地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苦难的农村生活，既锤炼了身体，也磨练了意志，王贵宾身子长得壮实，脑子聪明伶俐，父亲王树德很器重这个儿子，觉得在四个子女中二儿子是块读书的料。1918年，王树德就把10岁的王贵宾送往私塾，他成为兄妹四人中唯一念书的幸运儿。
班家沟村地处米脂县城北郊，虽是西安等地通往榆林的必经之地，但村庄只有二十几户人家，村里并没有学堂，上学只能选择离家5里路的官庄村私塾。班家沟村与官庄村中间隔着一条河，河宽水深又无桥，若遇山洪水暴涨，淹死人也是常有的事。家里人对年仅10岁的王贵宾放心不下，哥哥王贵兴就成了王贵宾渡河的桥和船，早上背过河去，下午接过河来，春来秋往，寒暑交替，年复一年。
哥哥接送上下学很辛苦，弟弟学习很刻苦，这对兄弟一时成为班家沟村的一段美谈佳话。王贵宾的学习成绩很好，这让不识一字的父亲王树德颇感自豪。在官庄私塾读了两年之后，王贵宾的母亲就极力劝说王树德让儿子到米脂县城更好的学校去读书。
1920年，王贵宾顺利转入俗称米脂东校的米脂县第一高等初级小学就读。米脂东校是全县唯一一所男子完全小学，王贵宾与刘澜涛、常黎夫、高继先等人成为米脂东校的同班同学。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小小年纪的王贵宾自然不懂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给中国带来的光明与希望，依然每天早早起身到城内上学，中午有时带点干粮，有时在亲戚艾林亭家吃饭，晚上放学再徒步5里路回家。王贵宾家贫苦学、功课很好，生性和蔼、善于交往，而且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字，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好感。同学好友刘澜涛在1982年回忆时还记忆犹新地说：“王贵宾身体很壮，个子很高，是个英俊后生，对人也非常忠厚。”
1924年，王贵宾即将毕业，虽然虚岁才17，但在那个时代而言，王贵宾显然是个大后生了，也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于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传统，王贵宾与距离班家沟村2里路的石沟湾村冯姓养女、15岁的任氏结婚。结婚当天，婚礼简单，除了一些亲戚参加之外，刘澜涛、常黎夫、杜鸿章等同学好友也参加了，还凑了份子，吃了饸饹面。
单级师范播火种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化，逐渐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产生政治分歧，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的统一战线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当年5月30日，上海租界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五卅运动就此爆发并席卷全国，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
从米脂东校毕业后，王贵宾因经济困难，面临着能不能继续上学的窘境。但大革命浪潮唤醒了他，经共同商议，刘澜涛、王贵宾等七八个同学决定徒步到榆林，投考榆林单级师范学校。榆林单级师范学校学制一年半，主要是培养小学教员，学生中大部分家庭贫困，靠公费、半公费上学。刘澜涛、王贵宾等人考取了榆林单级师范学校，享受米脂县政府劝学所公费待遇，求学之路得以继续。
1925年春，刘澜涛、王贵宾等人兴致勃勃地背着褡裢子，装着简单的衣物，整整两天徒步北上，入学榆林单级师范学校。学校学生实行包伙食制度，每月三块白洋，但刘澜涛、王贵宾等人从家走时就没带多少钱，到学校一个多月了，米脂县劝学所也没有寄钱过来，致使他们已经到了没钱吃饭的困境。刘澜涛、王贵宾等同学商议一起回米脂县政府找劝学所，大家找到所长家里，不给钱就不离开，闹了一个多星期，劝学所没有办法，只好给每人发了10多块白洋，同学们拿到钱后就回单师照常上课。为了省钱，刘澜涛、王贵宾有时不在单师吃包伙，而是到街上买个馒头，喝点水就算一顿饭。
在榆林单级师范学校就读期间，正是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期。在勤奋苦读之际，王贵宾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更接受了革命思想。1925年秋，17岁的王贵宾在榆林单级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比王贵宾小两岁的刘澜涛也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王贵宾在榆林单级师范学校一边刻苦学习功课，一边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播下了年轻的革命火种。但随着学潮不断兴起，国民党害怕学校赤化，遂下令解散榆林单级师范学校，1926年秋，刘澜涛、王贵宾就这样提前毕了业。
西北黄埔受洗礼
1926年11月，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解除了西安之围，结束了北洋军阀对陕西长达10余年的残酷统治。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正式成立，名义上是军事组织，实际上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形式下的省级政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军政府组织，共产党员是其核心力量。
1927年3月，基于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培养党的军事人才，在中共陕甘区委的支持和帮助下，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学校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掌握与直接领导的，共产党员史可轩担任校长，邓希贤（邓小平）担任政治部主任，还聘请乌斯曼诺夫、赛夫林等五名苏联顾问专家任教官，主要对国民军营、连、排初级军官以及共产党选送的革命进步青年进行为期一年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从学校领导到教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从队长到学员，大部分都是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学校中的革命气氛十分浓厚，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被誉为“西北之黄埔”。
1927年春，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正式开学，首期招收包括62名陕北进步有志青年共700余人，分为三个大队，高岗、王贵宾等人被编入第一大队。62名陕北有志进步青年由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引荐报送，杜斌丞骑马亲自带领这批满怀革命豪情的热血青年，长途跋涉二十多天后抵达西安，杜斌丞应邀参加了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开学典礼并作了讲话。在校学习期间，王贵宾唯一的女儿王瑞兰这一年4月在米脂出生，但他没有因此分心，仍刻苦学习军事政治，立志做党的军事干部。艾林亭在1982年7月回忆时说：“在参加盛大集会时，时常提出表扬王贵宾。王贵宾在军事训练期间是很积极的。”
然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入学仅两三个月后，这股反革命气息也蔓延到了陕西，陕西驻军开始大规模清党，冯玉祥电令解散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与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合编为一个旅开赴河南。为保存革命力量，共产党员校长史可轩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于1927年7月14日率领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向渭北开进，行至富平，遭敌袭击，史可轩被反动军阀杀害，队伍被打散，王贵宾脱险后逃回米脂班家沟村家中，高岗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后到延安国民党党部开展工作。
藏身榆中作斗争
从富平脱险逃回家中后，王贵宾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女儿。初为人父的欣喜，更加坚定了王贵宾的战斗意志。但王贵宾在家里并没有逗留多少时间，而是很快辗转来到榆林，转入地下开展党的工作。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榆林城，王贵宾无处落足。当得知他在米脂东校时的同桌高继先正在榆中读书的消息后，王贵宾即以同乡同学的名义藏身在高继先的榆中宿舍。高继先在1982年回忆起王贵宾时说：“我俩素日情感较好，王贵宾就留在我号，并在我灶上吃饭，他每日饭后下街，晚间归来，放假后偕之归家。”
榆林中学创建于1903年，杜斌丞从1918年开始担任校长，1923年和1924年，杜斌丞先后聘请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到榆中执教，在榆中先后成立中共榆林党团特别支部、中共榆中党支部等组织，积极向师生宣传马列主义，刘志丹等50余名学生被发展成为党团成员，榆林中学一时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窝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宣告大革命失败，我党遭受惨重损失，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1927年藏身榆中后，得益于一手漂亮小楷字，王贵宾在榆中刻蜡板、印刷宣传资料，每日饭后上街向群众和井岳秀部队士兵进行秘密的革命宣传。得知米脂同乡杨宜才被迫在井岳秀部下当兵，王贵宾主动与杨宜才多次交谈，启发杨宜才觉悟。杨宜才逃出井岳秀部队后，井岳秀派兵抓捕，在王贵宾的帮助下，杨宜才多次躲过了井岳秀官兵的搜查，王贵宾事后还说：“我们今天又算救出一个可怜人。”
1927年至1928年在榆中求学的王贵宾亲戚艾林亭，1982年回忆时说：“王贵宾加入共产党的时间和地点，我不清楚，但他做地下工作和组织活动，我早已觉察，我们只有心照不宣。”时任陕北特委常委的李文芳1983年回忆时也说：“1929年中秋，我在榆中见到王贵宾，看见他刻蜡板，字写得很好，那时候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尽管榆林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是信仰坚定，不怕牺牲、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王贵宾就是其中的一名。
同情盐贩遭开除
1928年2月，又是一年开学时，王贵宾和同乡同学高继先一起从米脂来到榆林，依然藏身在榆中宿舍，每日饭后照例上街开展革命活动。米脂人高嵩甫时任国民党榆林盐务征收局局长，基于同乡关系，王贵宾在榆林盐务征收局谋了一个巡丁的差事，月薪6块，他利用这个身份，经常向同事们进行革命宣传，还找机会帮助一些出身穷苦的国民党士兵逃跑。
1928年是陕北大旱之年，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人们饥寒交迫，生活十分困苦。人送外号“榆林王”的井岳秀却依然过着荒淫无度花天酒地的奢靡生活。为了生存，一些穷苦农民冒险贩盐，经常被抓。有一次，盐务征收局抓了一个贫农贩盐，这个盐贩饥寒交迫、非常可怜，王贵宾十分同情，就偷偷地把这个贫农盐贩给放走了。放走盐贩的事情被高嵩甫发现后，当即严厉训斥了王贵宾并开除了他，干了半年的巡丁工作就这样结束了。好友同乡同学高继先出于对王贵宾丢了工作的惋惜而“批评”他失职失误，没想到王贵宾听后瞪着眼睛说：“你也是这样的认识吗？”然后详加解释说：“贫困人的日夜奔走，是为了避免饥寒；掌权人的搜索苛求，是为了过奢靡生活，应当区分对待啊！即使我们付出再多也在所不辞，我们就是要为天下老百姓撑腰，解救他们脱离苦难！”王贵宾同志对劳苦大众贫苦与苦难深深的同情和关切，正是1921年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所在。
返乡办学闹革命
1928年秋，丢掉工作的王贵宾回到了班家沟村，中共米脂县委决定让其在班家沟小学以教学为掩护，担任党的地下通讯员。当时，班家沟小学有个守旧教员艾达山，思想觉悟反动，教学内容腐朽。为了便于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王贵宾到班家沟小学后，先发动全体学生将这个封建遗老赶出学校，然后再通过组织请来他在米脂东校同学、共产党员崔明道任教，班家沟小学便成了党的秘密联络点。
在王贵宾回到米脂前，1928年夏，在米脂县委的领导下，米脂三民二中（建国后更名为米脂中学）师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土豪劣绅斗争，井岳秀派兵包围三民二中，烧毁革命书籍，解散教师，遣散学生，查封学校，隐蔽在该校的名为读书实际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的陕北特委刘澜涛遭到通缉。为保存革命力量免遭敌人破坏，组织决定让刘澜涛到三边工作。米脂到三边的路程很长，组织遂指定王贵宾协助刘澜涛前往三边。王贵宾精心安排护送路线，挑选了一个可靠“脚户”，仅用七天时间，就把刘澜涛护送到目的地，使刘澜涛得以安全转移。
在老家班家沟村，王贵宾虽是教师，但担水、送粪、锄地样样能行，还利用劳作休息时间，以学文化为掩护，经常召集年轻人在家门口的老榆树下讲述革命故事和革命道理。乡亲们不识字，王贵宾就将一些硬纸片剪成小块，分别写上汉字编成组，当一组字快学完后，将其拼起来就是一条革命标语，然后解释其内涵，使大家从学文化中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不识一字的王贵宾父亲王树德自豪地说：“我儿子念书是个好样的，干起农活来也是个好后生！”
铁汉也有柔情时。王贵宾与妻子任氏1924结婚以来，虽常年在外，夫妻俩聚少离多，但感情很好很深。任氏年幼丧父，在继父家长大成人，有一手好针线活，但不识一字。王贵宾每次回到家，每晚都要给妻子教字识文。在窑洞里的煤油灯下，王贵宾经常教到半夜三更，妻子由于白天做家务活，事情多、心不闲，对教过的字不易巩固，常惹得王贵宾生气，笑说她太笨，在妻子脊背上捣一拳头后再继续教。就这样，妻子任氏慢慢地认识了很多字，思想也进步了不少，左邻右舍都说王贵宾是个有心劲的人。
后来，王贵宾离开班家沟返回了榆林，但一直挂念着班家沟小学的建设。1931年，王贵宾在榆林筹措教育经费，说服村民同意，委托王继宇、王贵壁在班家沟村南边往西的一座庙里修起三间砖房，一间是教员住房，两间是学生教室，正式创办了班家沟小学。这是一所新型学校，由共产党员崔明道一直担任教员，提倡新文化，深受学生欢迎，班家沟小学既是教书育人之地，又是陕北特委的地下联络站，但在1933年8月崔明道被杀害后停办，后来又经历了恢复、停办等不同阶段，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班家沟小学才恢复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