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坡村与重庆、南充和广安相邻，是一个鸡鸣三界的边缘山村。初夏，空气中橙花香味馥郁，橙树下九龙坡村村民文永福正忙着农活。今年70多岁的文永福原是九龙坡大队1队队长，也是上世纪70年代推进实施“包产到户”的组织者之一。
“那时村里人多地少，每人每年只能分百斤粮食。农民靠吃救济粮过日子，不少人举家外出行乞。加上集体生产，大家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工不出力。”文永福说，后来群众悄悄和我们讲，田边地角荒起也是浪费，能不能自己种点苞谷（玉米）。
1976年秋收后，九龙坡大队1、5、6、7等队开始行动。在晒谷场，5队队长贺远华等几个年轻人凑在一起开“黑会”，秘密商议以猪饲料地的名义，将一些田边地角私分耕种。
“当时群利公社党委书记邓天元就驻在我们这个落后队，表面上他不知道，实际上暗地支持。”贺远华说。
九龙坡村头的三间石头平房也是“见证者”之一，这里原来是村里的磨坊，兼作村办公室使用。1976年的深秋，这里曾进行过多次秘密会议。
“1976年10月，我们还有几个村民一起秘密研究，包地到人头，每人各1分瘠薄地，肥料自备。约定下班后，四五个人一起‘偷偷摸摸’种上小麦、油菜。”6队队长吴大信说，“当时我们还立下了契约，每人1分地交20斤油菜籽，当场都按了手印。”
回忆1队当时“分田包干”的情景，文永福还记得不少细节：当时下放的是零碎土地，还造了秋季下放零碎土地的花名册。1队田埂、“鸡啄地”、猪舍旁的边角地等零碎地共有10亩，包到人头，主要种小麦、玉米。
束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一经变革，村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释放，农民生活也随之改善。“土地下放后，我们欢喜得很，那年秋天，田边地角的地变成了高产田。”九龙坡村村民刘玉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