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聚落到古城
当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族群汇聚四川盆地，形成复杂多样的史前文化。古蜀先民最早从哪里来？展览以丰富的文物给出线索。
色彩艳丽的彩陶，精致的陶纺轮、陶球，精雕细琢的陶人面像和玉人面像……当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明显可以从展品中看出此时人类物质和文化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四川盆地东西南北以及成都平原，留下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
进入21世纪以来，考古人员在川西北高原的河谷阶地上，相继发现茂县营盘山、波西，马尔康哈休，汶川姜维城等多处遗址。这些遗址年代距今6000年到4700年，其中散落着规模不一的村落。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遗址与甘肃、青海一带的史前文化非常相似。生活在此的先民都以瑰丽的彩陶作为生活用品，以穿孔石刀作为农耕工具，甚至制作陶塑人面像表达自己的信仰。如今，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古蜀先民的一支，便是从甘青地区翻越横断山脉进入岷山河谷。
展览中的文物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川西北遗址出土文物与甘青地区的相似之处——
阿坝马尔康哈休遗址出土的陶塑人面像以及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陶质雕塑人面像，与甘肃大地湾遗址的陶塑人像非常相似。姜维城遗址的彩陶，则与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有相似的纹饰。波西遗址早期的陶器，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比较，异曲同工。最有意思的是，营盘山遗址人祭坑出土的部分骸骨，其颅骨形态也与先秦时分布于甘青地区的“古西北类型”人群的颅面形态相似。他们还与甘青地区先民拥有相同的种植作物：在哈休遗址，考古人员浮选出的植物标本中，可以确认发现粟等作物，说明哈休先民也栽培旱作谷物。
在连续展开的发掘和研究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一个现象：在距今5000年左右开始，这片区域出现很大的文化断层。当这里再次出现文化，已是2000多年前的石棺葬文化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江章华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当时全球灾变性气候开始，温湿气候逐渐结束。种植黍和粟为主的川西高原史前人群无法适应气候变化，只得继续向更适宜生存的四川盆地和更南地区迁徙。
跋山涉水来到四川盆地的并不只有甘青先民，他们的足迹也不仅仅停留在盆地西北。
“大渡河中游的麦坪遗址，距今已有4700年至4000年。从这里出土的石刀，就能看出受到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影响。”展览策展人卢钥颖指着一排石刀如此介绍。打开地图，可以看到大渡河中游地区是甘青地区经川西高原南下、进入云贵高原的重要通道。作为一个山地枢纽，麦坪遗址在新石器时代主要受到甘青史前文化影响。
在盆地的东部，长江中游的稻作农业也沿江而上。在距今6000年至5300年的大溪遗址（今重庆巫山县），出土文物证明这里的先民已开始广泛种植水稻。他们的制陶技术十分发达，展出的大溪遗址彩陶瓶、罐，色彩艳丽、纹饰质朴；象牙镯、骨双环饰等也被大溪先民用作装饰。充满神秘气息的大溪人面形玉佩，更是在出土后便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玉面雕刻古拙简洁却又生机勃勃，专家认为它可能是原始的玩具或护身符。不管用途为何，以人面为装饰，都反映出数千年前古人自我意识的觉醒。
大溪文化陶纺轮。
大溪遗址出土的玉人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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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文明由此开篇
在狭窄的展厅内，除了300余件展品以外，还复原出古人种植水稻和粟的场景；另一侧，成都平原史前聚落的演进也以沙盘形式展出。几千年前，正是成都平原稻、粟双作的农耕系统催生发达的农业，让小型聚落发展到古城址群，酝酿出盆地的文明星火。
几千年前的古蜀先民，以何为主食？展览将近年考古发掘浮选出的各种粮食种子在现场进行了展示。它们有来自新津宝墩遗址的水稻、茂县营盘山遗址的粟，以及盐源皈家堡遗址的黍等。历经数千年，种子已经炭化为黑色，看上去极不起眼，却是考古人员了解古蜀先民生产生活的重要途径。
江章华说，农业的产生，标志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适应变成了改造。四川盆地稻粟双作，食物的保障带来人口的增长，聚落密度的增大带来群体的相互竞争，群体间的结盟与整合，量终使社会向更复杂的方向演进。
从展厅现场复原的聚落可以看到，此时的先民，他们住的房屋有单间或多间，部分房屋内修造有灶坑等设施；他们还修建了干栏式建筑，以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2015年至2016年，考古人员在大邑高山古城发掘时，还发现这里的稻粟混作为家畜饲养奠定基础。这处遗址出土大量猪颌骨、猪寰椎等残骸，“说明高山古城先民已以饲养家猪作为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途径。”卢钥颖说。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最早发现于上世纪90年代。新津宝墩、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大邑高山古城等八座史前城址，构成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城址群。它们虽然年代略有差别，但文化面貌整体一致，在筑城方法、城址地形的选择等方面都有一些共性。随着考古的推进，还不断有新的发现。2008年勘探发现的温江红桥村遗址，4道人工护坡上窄下宽分层夯筑，能够更好地抵御流水冲刷，成为成都平原防洪治水的最早见证；大邑高山古城遗址不仅发现饲养家猪的痕迹，还在成年人骸骨中发现“拔牙”习俗，是目前长江上游发现的最早的拔牙现象。在国内第四大新石器时代古城址——宝墩古城遗址，还发现8座大型房屋基址。它们单体面积均在200平方米以上。考古人员认为，这可能说明当时每个族群已经拥有一座自己的大型礼仪建筑。
此时，这些聚落和社会成员还尚无明显的社会分级。江章华说，到了宝墩文化四期，以三星堆仁胜村墓地为代表的部分墓葬，开始随葬代表特殊身份的显赫物品，“可能在这时，群体内部开始出现拥有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
最重要的是，聚落之间也出现分化。江章华说，三星堆聚落可能掌控了一些特殊资源或特殊物品的贸易渠道，最终逐步强大起来。伴随着群体整合以及特殊阶层的权利强化，这里开始发展成为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古蜀文明在青铜时代最终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
据介绍，作为四川首个史前文物展的“远古四川——史前时期的四川”，未来将长期在四川博物院展出，而后，四川博物院还将推出古蜀文明的展陈，由此梳理出四川地区文化发展的更清晰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