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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江仲俞 文/图
明桂，说在矿区打转，很羡慕杨明桂干普查全省跑，大面积做调查。“明桂，我们换一换？”同学问他。杨明桂回答说：“我才不跟你换呢，我要跑。”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各方面条件非常艰苦。地质队员每人带着“三件宝”：铁锤、罗盘、放大镜，背着标本袋、饭盒、水壶，爬得一身又一身汗，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碰上下雨，穿着湿衣服湿鞋子继续跑。当了地质队员才体会全身湿透了的那种滋味：一身湿能忍受，可是到第二天还得穿湿衣服湿鞋子跑，就非常难受了。
困难时期，杨明桂和队友们跑野外，有时饿着肚子干活。一年冬天，下着雪。杨明桂和一个同事，晚上只吃了一个红薯。第二天一大早，两个人就饿着肚子翻过了九岭山。到了一个地方，饿得不行，看到有人在挖红薯，杨明桂走上前去说：“老乡，能不能给我们两个红薯填填肚子，我们给钱，行不行？”
老乡为难了：“实在没办法呢，我们一家人都不够吃。”杨明桂和队友继续走路，边走边看。走不远，看到有位老农在挖萝卜。说来也怪，困难时期连萝卜也长不大。杨明桂凑上前说：“老乡，你这萝卜能不能给我们几个？我们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老农看看他们，同意了。他们如获至宝，抓了几个萝卜，在水沟里洗洗就吃起来。到了春天，队员们有时挖一两根竹笋兜着，到了老乡家把竹笋切成片，没有油，煮了就吃。
起初，杨明桂带的队伍有13个人。早晨起床，炊事员做饭，他边烧火边看书，吃完饭就往外跑。不下雨天天跑，下大雨就待在屋里整资料，晚上一般没有10点钟之前睡的，把当天采集的标本（石头）包好、编上号。杨明桂把13个人分成四组。每天晚上，他把四个组白天跑的线路在一张图上填好。“地质队员就是这样干下来的。”杨明桂说，“我养成星期天不休息、晚上干活的习惯。到了下半夜，我就躺在床上思考，很多事都是这样思考出来的。”
1964年初，杨明桂到李四光创办的地质力学进修班进修一年。结业回家只待了几天，就急着用学到的地质力学知识，到赣南进行钨矿地质研究。“那时我怀着儿子，女儿才两岁，一直到1966年春节，他才回家。”于桂兰回忆。
尽管杨明桂获得过李四光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众多荣誉，参加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但他最看重的还是“头奖”——第一个五年计划劳动模范。“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获得的第一份荣誉。我每干成一件事，党总是鼓励我。”他说，“党员就要领着大家干。咱们解放军为什么能够打胜仗？就是人人冲锋陷阵。党员就要像个党员的样子，就要按党的要求做事。”
我和杨明桂一起走过了62年。1959年春天，他任江西区域地质测量大队地质科副科长，主持全队技术工作；我是科里工作人员。后来组织调我到二机部新疆局从事铀矿山地质工作。一天晚上我在房间收拾行装，他来送别，听听我对工作的意见。我们谈了些互相鼓励的话，没想到共同的理想，竟催生了爱情。临别前，两人不顾即将相隔数千里，就在庐山登记结婚了，成了终身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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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桂兰《回忆录》（2021年5月26日）
1957年，22岁的东北姑娘于桂兰结束了安福浒坑钨矿的勘探任务。她所在的勘探队并入220普查队。她留在了队部。
杨明桂是220普查队二分队分队长。一个在队部，一个跑野外，几乎没见过面。于桂兰偶尔听同事说，二分队有个杨明桂，人好，肯干，不怕苦。次年，又听说这个杨明桂当上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劳模，还入了党。
1959年的春天，庐山的杜鹃花开了。这时，220分队改为江西区域地质测量大队，杨明桂任地质科副科长，于桂兰是科员。办公地点设在庐山一幢小房子里。
有一天，党龄四年的于桂兰接到通知：过几天到南昌集合，去新疆从事铀矿山地质工作。
铀矿，核工业，原子弹，这些词语，神秘而神圣。
于桂兰要走了。作为科室领导，都是革命同志，应该去送送。吃过晚饭，杨明桂冒着小雨，来到了于桂兰的宿舍，看到她正在打点行装。杨明桂请于桂兰给科里的工作提意见，于桂兰说：“你的责任重，要好好工作。”说完也要杨明桂给她提意见。他说：“你去了新疆，要为中国核工业作贡献，担子很重，要完成好党和国家交给的光荣任务。”
谈工作，提意见，相互鼓励，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多小时，两颗心有点“通”了——都是党员，都能说到一块，都想为党做好工作。
走出于桂兰的宿舍，杨明桂思绪有点乱了。一方面觉得爱上她了：一位女同志，千里跑新疆，不容易；另一方面，当时的政策是去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