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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岸青
《河洛古国：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齐岸青 著大象出版社
双槐树遗址的发掘过程，全面展现了双槐树遗址的建筑结构、墓葬及牙雕蚕、北斗九星文化遗迹、祭祀遗迹等重要发现，并引用大量翔实的考古材料，多层次、立体化地展现了“河洛古国”的文化坐标及历史意义，勾勒了5300年前中华文明的原初样貌，书写了黄帝时代的灿烂历史。
司马迁曾有言，“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几十年来，有关夏商周的重要考古发现，足以证明夏商周三代与河洛之间的密切关系。只可惜文献记载中并没有确切的纪年，以至于我们讲述历史，都只能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或是有王无年，出现“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尴尬现象。
甚至有外国学者认为，我们所谓的夏朝，不过是商人臆想出来的历史传说。即便有甲骨文的出土得以证明商代的存在，但时至今日也不乏有人依然会认为商代也不过是传说中的时代。
2020年5月7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在发布会上，公布了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实证了河洛地区在距今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表明了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是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
双槐树遗址位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近几年随着多位知名考古学家实地考察和研讨论证，确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而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周易》中有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具体来说是关于伏羲爷的一段故事。相传，伏羲爷曾在清浊分明的河洛交汇处，观天象演八卦，绘制了“河图洛书”，还教会了村民结网捕鱼、狩猎养兽，慢慢地，人群聚居，筑造起最初的城邦——五帝邦国、三代都邑……
正是这片区域诞生的神秘“河图洛书”，创造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这几种文化在考古学上先后叠压，在文化内涵上一脉相承，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和聚集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圣地。
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曾提出中国古代文明的三个阶段：古国、方国、帝国。在他的特别论证中，古国是高于部落的、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
在文明进程的阶段划分上，李伯谦和中国大多数考古学家一样，在对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乃至早期铁器时代的研究基础上，基本认同了中华文明和国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是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国-方国（王国）-帝国”三大阶段。而古国阶段大体处在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500年，是社会复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李伯谦等考古学家在巩义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发现，则是从考古实践的角度，以双槐树遗址为范例来提炼古国的理论标准。
随着《河洛古国：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对双槐树遗址考古的深度解读，河洛古国的真相也将一点一点被揭开。古国兴衰的印记不仅记载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成长、发展的历史，还让今天的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黄帝时代的存在。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的记录方式，不同于那些晦涩难懂且略显枯燥的考古记录报告，《河洛古国：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的文字是极为优美，极富文学性，且通俗易懂。而本书重点围绕着“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双槐树遗址发掘的三位重要引领者——李伯谦、王巍、顾万发，讲述了他们的考古人生，由此而带给我们的感动与启发更是不在话下。
诚如本书作者所言：一条河，打开了一部史书；一座山，解开了远古的密码；一块区域，刻下道道文明的痕迹，留下层层文化的年轮，等待我们去阅读、破解与触摸。
河、河洛，还要了解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文明判断的标准、文化因素分析法和文明发展模式等。这些常识尽管专著里都有，但要简单拿出来宣讲多半枯燥，而不按照它讲，又会有更多荒诞。写这本书时，我忍痛割爱了许多参与者，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夏商周断代程”、双槐树遗址发掘的3个重要引领者——李伯谦、王巍、顾万发作为书中的人物，再加上一个既虚拟又典型的双槐树村的村民，通过他们的人生来讲双槐树遗址的故事，也就是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前面5个章节主要是掉书袋子，解读大背景；后面6个章节，把双槐树遗址中的重要发现分门别类地去讲述，并在大中原的地域概念里，把它和仰韶文化时期里其他遗址进行比较。我之所以这样写，权且是给黄土胚胎上抹点清亮的釉色，好看些。如此，读者读到的文字可能会相对通俗，若有时间，拿它躺在床上慢慢看，也许会容易清晰了解；没耐性，拿到洗手间里，拆开碎片化地翻看，也能知道一点儿究竟。希望这个琢磨对你的阅读有所帮助，也给我以后的创作带来点自信。
双槐树遗址的发现算是考古圈子里石破天惊的事情，在学界，它对于中国文明进程的意义和价值会随着时间显得愈来愈清晰。但对于我们圈外人来讲，河洛古国的发现，对我们以往耳熟能详的传说故事的实证，其意味会更加深长。我们有了双槐树遗址的实证，就可以抵达中国历史的古国文明源头，从这座黄帝都邑回身转望，也为我们迎接夏商的王国时代指明了路径。双槐树遗址的出现，让我们重新思考了许多中国文明起源的重大问题。在写这本书时，我和李伯谦先生有过很多次交谈，他在对苏秉琦先生考古学说进行研读时，也在梳理完善自己的学术思想，提出河洛古国不仅是对双槐树遗址的称谓，也是对原初中国的定位斟酌。他的思考与严文明先生对双槐树遗址的感怀诗篇，是考古学界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不谋而合的意见，他们确认双槐树地区是黄帝都邑，表明了中国考古学家对黄帝时代不再是传说历史的鲜明态度。
生活让我有幸和许多考古人成为朋友和同事，他们或简单率真或认真执拗的性情与我十分契合，成为我个人职业生涯里最愉快的记忆。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100年，百年以来考古人用自己坚韧而严谨的治学态度，探寻了人类的本色、起源、真相，使遥远模糊甚至是消失的历史，又成为我们生活中鲜活的存在。这些记录和实证中国历史的人，很少有人去记录他们，考古人鲜为人知。尽管今天邹衡先生和安金槐先生、韩维周先生的铜像在商城遗址默默矗立，永远注视着这个他们热爱过的古都城市，但回想起来，还是有着许多遗憾。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便有了这样的想法：我这一生不可能是一个考古人了，那就努力做一个考古人的记录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