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系列谈之六

把准乡村文化建设的﹃脉搏﹄

20200528期来自:江西日报

阮启祥

物质层面的乡村文化建设只是手段,更深层次、更持久的方式是增强乡村文化治理能力

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中显精神、见行动

本报首席评论员范嘉欣

风云交汇,成就万千气象;江河交汇,常睹惊人奇观;历史交汇,最是波澜壮阔。2020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之年。我们要把全国两会凝聚的共识,转化为落实的行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好官、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起好步,在历史交汇之年,留下奋斗的足迹,交出满意的答卷。

2020年,注定是让历史铭记的一年。一是挑战多。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从国内看,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带来的困难和挑战。从国际看,疫情冲击造成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二是责任重。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桩桩件件,千头万绪。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都是硬仗。确保今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一个群众不落、一个民族不少,这是我们党对人民、对历史的郑重承诺。目前,全国还有52个贫困县未摘帽,我省还有9.6万贫困人口未脱贫,肩上的担子沉甸甸。

交出满意答卷,要深刻认识危与机的转化之道。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化危为机,我们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4亿中国人民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是我们最终取得胜利的保证。同时,还要看到,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有潜力巨大的投资需求,等等。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我们就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交出满意答卷,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从未动摇。今天,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我们夺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胜利的底气。只要我们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实际问题,一件一件抓落实,一件一件见实惠,我们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就能克服前进中的一切艰难险阻。

交出满意答卷,要把奋斗当成一

种自觉一种习惯。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同时要清醒地看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艰巨繁重,甚至会有惊涛骇浪,特别需要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进行持之以恒、充满韧性的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奋斗是艰辛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奋斗是曲折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中显精神、见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党擘画的新时代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的现实。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距离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只有200多天了。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不负自己,在历史交汇之年交出奋斗的满意答卷,当我们回首人生时,充盈我们心中的,定是满腔豪气。

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文化建设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物质生活已得到大幅度改善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如推进移风易俗、改善消费观念、防止道德失范等,皆与文化建设息息相关。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理应把准乡村文化建设的“脉搏”,从更基础、更深层次、更持久的层面涵养乡风文明。

在一些农村地区,当前制约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农民收入太低,而是文化建设有待加强、价值观念有待提升。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家庭收入持续增长,但各种不合理、不理性的消费现象随之出现,一些人或在建房上不惜财力,或大操大办红白喜事,或购买高档汽车“挣面子”等,甚至因此背负沉重债务。表面上看,这是攀比心理作祟;实际上,是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发生偏差,即试图通过消费竞争而不是勤劳致富来获得他人的认可,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农村地区是传统的熟人社会,建房、婚丧嫁娶等大事往往需要村民相互往来、互相帮助,以此构建身份认同,进而增强共同应对风险的能力,它有利于农村社会道德水平的维系。然而,当封闭的农村社会向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人财物的流动以及农民经济收入来源都趋向于多元化,旧有的道德约束机制弱化,价值失准、道德失范等问题随之出现。比如,过去村民可以通过拒绝帮助某农户应对婚丧嫁娶等大事的方式来表达集体情感。但在开放条件下,对一些集体不认同的行为,个人可以通过市场化的途径来实现,一旦它得不到有效约束和规范,就可能导致社会关系失衡、乡村治理失序。事实上,一些村庄前几年之所以出现人情支出水涨船高的现象,其根源正在于此。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为此,我们理应把准乡村文化建设的“脉搏”,立足于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这个实际,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统筹物质资源投入、促进公共事务治理、推动乡风文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有机结合等措施,实现乡村和谐有序发展。

乡村振兴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不能是农民一盘散沙、“各扫门前雪”,而应相互协作、共同创造美好幸福生活。近年来,在移风易俗的实践中,不少村庄制定了村规民约,通过村民互助、细化标准、集体监督等手段来消除攀比心理、遏制不理性消费,对重塑价值观、提升道德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这种完善农民参与公共事务机制的尝试,党和政府要因势利导,既提供政策和法律支持,又投入物质资源改善参与条件,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农村社会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不断提升。

乡村文化建设不是在农村开几间民宿、建几处景点、搞几场演出这么简单,而是要以文化为纽带,把不同的乡村个体连接起来,赋予其乡村生活的现实价值。或者说,物质层面的乡村文化建设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更深层次、更持久的方式是统筹城乡公共文化资源向乡村倾斜,提高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打通主流文化、本土文化、传统文化之间的通道,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提升农民的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治理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培育文明有礼的社会公德,强化遵守秩序的责任意识,构建守望相助的人际关系,真正使广大乡村成为人与自然、社会皆能和谐共生的地方。

史洪举

立足办案引领正当防卫理念,让正义“不委曲也可以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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