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建议书助力
新药创制进入重大专项之门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药物研究和医药产业一直以仿制为主。新药研发时间长、投入大、风险高，企业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研发新药；科研单位的创新能力也普遍比较薄弱。
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创新药成果竞相涌现，逐步向医药创新强国迈进。国产创新药大大降低了药品价格，为节省医保支出、减轻患者负担做出巨大的贡献；我国和全球医药强国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全世界一年获批上市的一类新药大约是几十个，多的年份五、六十个，近年来中国每年都有十几个，说明在全世界新药研发的格局中，我们已经占有相当重要的份额。”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陈凯先说。
时间回到2004年，国家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期间，重大科技专项的设立开始酝酿讨论。有些专家对于把新药创制列入重大专项心怀质疑：和大飞机、探月工程这些令人振奋的目标相比，“小药片怎么能立成大专项”？
但是陈凯先深知，中国正在面临新药研发从仿制到创新的历史性转变，生物医药领域是国际科技和经济竞争的一个战略制高点。“药片虽小，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科技经济发展和生物安全，意义重大。”陈凯先牵头撰写了一份建议书，并联合了100多位院士署名，对新药创制纳入重大专项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参与组织推动见证中国药物创新“三步曲”
“陈院士是我国生物医药领域创新发展的推动者之一，也是一位积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现任中科院药物所党委书记叶阳告诉记者。
长期以来，新药的发现和开发一直缺乏深入的理论指导，依赖于随机、盲目的实验筛选，这种方法效率低、成本高、风险大，成为制约新药研究的瓶颈。
20世纪70年代，“理性的药物设计”异军突起并蓬勃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科学前沿。陈凯先留法归来，他的行李里有一台省吃俭用给所里购买的计算机，他要用它来开展药物设计领域的研究。
回国后，他积极开展药物设计方法和软件技术研究、药物构效关系和作用机理研究、药物与生物大分子的相互作用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计算机辅助新药发现和设计。
通过这些具有创新性、系统性且非常艰辛的工作，陈凯先为中国药物设计新领域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努力，我国在该领域从几乎空白的状态发展到今天在国际上已有相当大的影响。
如今，生命科学正经历第三次革命和进入大数据时代，产业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性机遇。
回顾历史，陈凯先认为我国新药研发和产业发展经历了“三步曲”：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初到上世纪90年代的跟踪仿制阶段；第二阶段是加入世贸组织至今，进入模仿创新阶段，成绩斐然；“如今我们正进入第三阶段——原始创新的新阶段，到2035年，中国的原创新药研发能力要显著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进入世界第一梯队。”陈凯先说。
在改革开放的潮头
勇当创新重担
在浦东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刻，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是第一个整建制搬到张江的“国”字号生物医药核心研究机构。
为了贯彻国家“浦东开发开放”重大战略，时任所长的陈凯先和领导班子一起果断做出药物所东迁张江的决策，成为浦东“药谷”最早的拓荒者，为浦东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
当时，社会上“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认识还未完全扭转，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最大的担忧是，药物所原址附近集中了很多科研单位，学术氛围浓厚，交流方便，如果孤军搬至浦东，离开了中科院这个整体的支撑，如何发展？
2003年，上海药物所张江新址建成并投入使用，成为第一家整建制搬迁至张江的国家级生物医药骨干研究机构，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随后，多个药物创新中心在张江拔地而起，一个国家创新药物研发技术平台体系逐步在浦东建立起来。
如今，张江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药谷”。“为庆祝抗战胜利，父亲为我取名‘凯先’。”1945年出生的陈凯先院士如今已近耄耋之年，但依然奔走在创新一线，为我国新药研究事业、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科技创新中心奋进。这种奋斗的习惯伴随了他一生：即便是大学毕业被分配去当看水泵的工人，他也依然坚持自学英文，不愿虚度光阴。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目标，那就是：自觉对标国家需求，不忘科技报国初心。”陈凯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