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新
称老师徐公，一来因为老师大名徐城北，二来他是令人尊敬的学者。说点滴回忆，是因为师生之缘太短，对老师了解太少。
1980年春天，我们固安中学文科班换了一位身材高大、举止潇洒的政治老师，自称徐城北。我马上联想到《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疑心他的名字出自“城北徐公”。看这位老师，虽不一定可比徐公，但也够得上“八尺有余,形貌昳丽”，何况还戴着一副徐公没有的眼镜，白色短衫，米色短裤，一登讲台就给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的政治课既好讲也不好讲。说好讲，你只需照本宣科让学生死记硬背即可。说不好讲，那么多枯燥乏味的政治理论，任谁都难说清楚。徐老师讲的是哲学部分，没有规范的教材，学生们手里只有一本不知那里编写的小薄册子。想来老师也没啥其他的参考书，且看徐老师如何开讲。
徐老师拿起那本小册子，漫不经心地说：“同学们翻到第×页，今天我们讲矛盾的普遍性。从第×行到第×行，把概念划下来，然后合上书听讲。”接下来，我们就竖起耳朵，听徐老师古今中外神侃，跟他天南地北神游。反正不管走多远，最后都能跟矛盾的普遍性挂起钩来。我们还是头一次见识这样的政治课。
说也奇怪，这种“评书式”的授课效果非常好。同学们既增长了历史地理知识，又理解了哲学原理。我们不再觉得政治课枯燥了，反而天天盼着上政治。在叹服徐老师博学的同时，我们也对他的来历有了种种猜测。
可惜，徐老师只教了我们三个月，还没等我们弄清“庐山真面目”，他就调回北京了。
徐老师离开固安之前，去县委宣传部和朋友告别。当时我父亲在宣传部工作，我去找父亲，恰在那里见到了徐老师。徐老师告诉我已经调到了中国京剧院，以后如果想看戏可以去找他。从父亲的同事那里，我知道了徐老师是北京知青，教我们之前曾在县文化馆工作。
上大学的四年，没有得到徐老师的消息，但我一直记着他。毕业以后，大概是1984或1985年，偶然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见到一篇文章，题目记不得了，落款是“子冈口述，徐城北整理”。从那篇文章里，我知道了徐老师父母是了不起的文化人，抗战时期曾在重庆周总理身边工作。
很多年过去了，虽然我在廊坊工作，离北京不远，但最终也没有去找徐老师看京剧。2000年以后，在《固安文化志》上看到一处记载，说徐老师在县文化馆工作时曾写过小剧本。再以后，就是偶然在《中国电视报》上看到徐老师谈老北京风俗的小文，文章平直朴实又底蕴丰厚，一如当年老师讲课时那博学率达的风格。
前年，在中央电视台一次文化访谈节目里，我见到了久违的徐老师。老师真的成了“老”师，皱纹多了，头发白了，手上多了根手杖，但与日俱增的年龄和学识，使他更加平易而达观。
在电视上看到了徐老师，我自然由衷的高兴，开始在网上搜索关于老师徐公的消息。老师的名气这么大，老师的著述那么多，老师在“文革”运动中曾被迫游走全国22个省。可是，在我见到他的回忆文章中，却很少提及固安，更没有提到过固安一中。唯一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是写当年固安农村的事。也难怪，老师一生走南闯北，固安是他人生的低谷。但正是这几个月，给当年文科班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们一直记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