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秋天的一个清晨，我刚起床还在朦胧之中，就被父亲叫住。他说：“吃完早饭快到咱村东自留地里看一下，别让螃蟹把高粱吃了”。我顿时愕然：螃蟹吃高粱吗？高粱穗在那么高的地方，螃蟹怎么能吃得着呢？
带着满腹的疑问，吃完饭我匆匆向地里跑去。我们家种的是那种“粘高粱”，其秸秆高耸挺直，烟花状的大高粱穗黄橙橙的散发着迷人的芳香。进到地里一看，我即刻惊呆了。哪儿来的这么多的螃蟹？只见地里横着走的，高粱秆上正向上爬的，抱着高粱穗大快朵颐的，像神话一样出现在眼前。
这些平日里笨拙的连路都不能正着走的毛毛爪子。今天好像忽然间就蜕变了，还变得如此凶恶。它们不但在地里横冲直闯，而且爬起秆来就像杂技演员，一只钳子在上，一只钳子在下，8只脚做辅助，侧着悬空的身子行进，快速而利索。
已经有很多棵高粱被螃蟹占领了。还有像疯了一样的后来者，呈前赴后继态势。我脑海里浮现出闹“蝗灾”的画面，心里竟起了几丝慌乱。这螃蟹是要造反啊。我紧忙折断一棵高粱秆，拿它做武器，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扑打驱赶入侵者。还好，时间不长，这些家伙竟毫无声息地撤出了。
后来才知道，很多螃蟹并不驻留。它们一批批来，采用速战速决战术，扫荡一番就转移，急哄哄地去占领下一个阵地。就这样，顺着河流沿线，向海河的入海口聚集，目的是到淡水与咸水交汇处去产卵。
回来的路上热闹极了。不断有螃蟹横着斜跨道路，霸气地闯进庄稼地。人们奔走相告，大声传递着“闹螃蟹灾了”。原来，我们村北的小河，昨晚上游放水，可能当时的环境使然，泛滥成灾的螃蟹随着河水向下游席卷而来，才招致一夜之间，沿岸大片土地失守。其实，有勤快人昨天夜里就开始抓螃蟹了。我看见两个小伙子从庄稼地里钻出，肩上扛着口袋，里面装的全是那些大毛毛爪子。但大多数村民只是观望，不见有啥行动。据两个小伙子描述，芝麻地里和高粱地里，螃蟹是最多的。它们像是边行军边就餐，吃饱了就迅速赶路。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螃蟹就屡见不鲜了。虽然，庄稼地里少了很多，但仍可随时看到两三个在路上斜行。最多的就是村北的小河里，每当中午太阳高照的时候，就有数不清的螃蟹爬上河岸晒暖。它们口里不断地向外吐着白沫，那白沫被太阳一照，一片一片地闪着银光。所以有没有螃蟹，不用到很近的地方，在远处看河岸上的白色闪光点就行了。河岸也就成了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那些被大人看管不严的孩子，没事儿就往河边跑，不是去抓捕，而是“螃蟹螃蟹”的大声喊着吓唬它们，像看游戏一样，看这些家伙怎样一次次逃跑又一次次上岸的。
有的螃蟹怕喊叫，尤其是那些离水面近的，一听到叫喊声会快速地后退到河里，隐在泥水中让人看不到。但相当多的螃蟹并不怕动静，它们岿然不动，只是把两只钳子抬起张开，一副准备战斗的姿态。这时，孩子们就乐不可支了，蹲在螃蟹面前边叫边看，戏耍着它们。
说起来很奇怪，那年月，家乡的人们对螃蟹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度。特别是在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竟没有多少人去抓一些来蒸一蒸，煮一煮，改善一下伙食。我自己此前就没吃过螃蟹，家里大人也没让我去抓过。我第一次吃螃蟹是在邻居房子里，那里住了公社拖拉机站的几个人，有一个师傅让我弄几个来一起尝尝。我就在村外的路边上随意捡了七八个，用筐头背回。他们煮了，我才知道了螃蟹的味道。第二次是当年的初冬，母亲到村南小河边洗菜，她发现渗在泥里的螃蟹影子，抓了4个回来蒸了，我们吃得很香很美。
为什么那时人们对吃螃蟹不像今天这么大的兴趣和欲望呢？现在想起来，也许不会做，也许没佐料，也许没有时间，也许因为大人们每天起早贪黑在生产队里收秋，累得没心情。但毕竟螃蟹是上乘的佳肴，怎么也比高粱饼子好吃吧？就像那时家乡人们打了鱼去喂猪，让人不得其解。
时隔多年以后，我当故事把赶螃蟹一事讲给廊坊的好友听，好友立刻反问我：“螃蟹多少钱一斤，高粱多少钱一斤？”我无言以对。不管什么原因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印记，我倒愿意这答案永不揭开，作为笑谈经常追思回忆，愉悦自己，愉悦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