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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美松 文/图
日前，三山人文纪念园举办“黄花岗烈士林文遗墨首展”。展会上展示出林文于1905年5月1日写于日本东京的致友人吴组群的手书信札（右图），这是一封珍贵的志士书信，当时林文年方18岁，初到日本东京留学不久。阅信可见青年人立志向学，决心投身事业、贡献社会之热望,人寿有长短，但成就功业不在年高。
林文是辛亥年广州起义“福建十杰”之首，生于1887年，福建侯官人，其祖父林鸿年状元及第，曾任琉球册封正使，官至云南巡抚，回乡后任正谊书院首任山长。林文之父林晸，中举人，曾任浙江某知县，诗文风节均著称。出此书香门第，加上林文天资聪颖、性格豪爽、放荡不羁、急人之难，少年怀大志，刻章自勉曰：“进为诸葛退渊明。”其于文学自有家学渊源，诗文风格奔放恣肆，坦露爱国忧民情怀。
1905年2月东渡日本，入成武学校习日语，不久转日本大学，专攻国际公法，以激进知名。与林觉民、林尹民同处一室，号称“三林”。8月加入同盟会，任第十四支部长（福建分会会长）兼机关报《民报》经理。他屡历艰危不退缩，赢得闽籍志士敬重，多次参加同盟会组织发动的武装起义，深为孙中山所器重，誉之为“林大将军”。1910年，参加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返回东京。1911年春，病中接孙中山、赵声信函，立即联络福建籍同盟会同志30多人，陆续从日本回闽。他先后派林觉民、李恢返闽联络人员赴粤参加起义。林文到香港后向众人慷慨陈词：“愿与诸君挟弹为前驱。”“但我辈行军，志在吊民伐罪，慎勿戮及无辜。”在战斗中，他全身武装，挟枪佩剑，奋勇争先，毙敌数人后，奋身向敌兵喊话：“同胞们，我等皆汉人，当同心勠力，共除异类。”话音未落，头部中弹牺牲，卒年24岁。
林文少怀报国志向，决心“舍身以拯危亡”。人劝其娶妻，他婉辞以“国难深重，未遑成家”。初出国门，了解时代潮流之后，即表现出对国家前途深沉的忧虑，抱定远大的志向，立下坚定的决心，明确学习的目的，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态度，所有这些优良品格，都在他短短的600余字信札中作了陈述或表露，今天细细品读，仍使人感到“百载有余情”，仰慕不能忘。
首先，林文在信札开头就概述国内险恶的社会环境，令他感觉“前途堪虞”，个人“处境之艰”，所以毅然出国留学，可见作为青年人林文是有志向、有抱负的。接着，他谈到赴日目的在于“矢志专攻社会法学，以作终身之业”，以及“异时能得贡献社会”。他还表示此次志在追求学问，而且明确认定“学问系人类应享之特权”，因此“万不可与学问告辞”。他自感到日本后才“颇知领略学问之趣”，从而明确学习目标。
对于在日本的生活，林文在信中谈到已然了解“现代潮流”，知道这影响自己“终身事业非少”，因此表示“嗣后致力工作，决持以恒心”。表明他受时代与社会的双重影响之后，对此前少年时期放浪轻狂的行为有了深刻的反省与自责，决心改弦更张。而这一悔悟是在友朋“劝慰甚力”，并到日观察社会、体认时势之后，从而“引为怵惕”，决心改过的。他一再声言是“时势使然”“环境使然”，正说明青年人的觉悟可以改变自身，而且影响社会。林文后来几年的作为证明了这点：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就了时势。
林文在信中还表达了他努力践行目标的态度，即寄寓留学生青年会，列席“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先专攻日文，决心“撙节一切，勉为维持将来”，并声称“苟能得有几何代价，自应含辛茹苦以处之”。这种刻苦自励的态度，可以想见他后来学业的进步与对社会使命的担当精神，都是由此而发的。
值得注意的是，林文在信中深切地表达了他此行东渡是以做学问为目标，而且“矢志专攻社会法学”，“以作终身之业”。可见，他的志向本在于拯救国家、改造社会。他虽攻读西学，但没有忘记自己学问的根基还是“国学”，所以接着就明确表示：“对于国故，拟分子集、史、诗三期潜研。他日得稍具著述或翻译之资，以酬素志。”表明他钟情于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认为这是报国济民的基础，因有如此才识，他的学习有着明确目的和远大志向，其后来的作为和影响是可以预期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林文此番自省，深“觉今是而昨非”，故自叹“刻下颇知领略学问之趣”，而对以前所为“深以为恨”。志士的觉悟是前行的巨大动力，后来的行动是对前愆的补偿。
信到最后，林文才提到自己作书的目的，原来是为一位刚从日本大学卒业的台湾朋友詹望陆利用归国机会，欲到上海、南京、杭州诸地参观，考虑到他“性甚恂厚可亲”而又人地生疏，恐有不便，故介绍并托付吴组群“务希照拂”。可见他为朋友谋之真诚而周到。
从林文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到，晚清末造，朝廷腐败，社会混沌，百姓苦难，仁人志士莫不痛心疾首，为民请命无果，唯有舍身求法，希冀力斡乾坤。林文尚是青年学子，颇知力学报国。虽在东瀛致书国内友人，但不谈家事，只及国家、社会与个人学问、志向。过不久，他即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一变而为坚定的民主革命斗士。
这是一封平常的信札，出自一位出国留学青年之手，人们从中可见他的志趣与怀抱，因此作为当代青年的励志读本或自省教材也是适宜的。它不同于林觉民的“与妻书”和方声洞的“禀父书”，那是赴义前的临命绝笔，慷慨陈词，毅然诀别，有温馨的回忆，有刚毅的决绝，怀抱着对国家的忠诚与对革命的执念。而新出茅庐求学青年如林文，其初衷正如所说，因“家居日久，前途堪虞”，所以听人劝慰留学，“毅然附骥，再图进取”。到了异国他乡面对“现代潮流”，自是十分敏感。初涉社会，所以他希望吴组群能“示之应行之路径，以作立身之准则”。可见他此时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与道德要求是严格的，这也是他数年之后便迅速成长为果敢的革命志士的思想基础。
总之，从这封书信中可以看到，年仅18岁的青年林文，出国留学之后，面对全新的环境，已经清醒意识到自己面对“现代潮流”和“时代环境”，需要洗心革面，与旧我决裂，将过去（少年时）“流浪之畸形变态”行为“泯灭无余”，并决心“嗣后致力工作，决持以恒心”。这是他对自己过往行为深刻反省，是发自内心的觉悟表白。
最后他能以义无反顾的果敢行为，冲锋在前，蹈入危机，实践了他悲壮的誓言：“此去莫愁闲索寞，许多遗老是乡亲。书生绝口谈《王会》，大将甘心任国殇。”成为民主革命的千秋雄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