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晖
《在沪福建会馆》一文提到泉商在上海的一段红色印迹，弥足珍贵。这段印迹使泉商“爱国”“进步”“追求真理”的精神和把这种精神化为实际行动，坚定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形象更加清晰。
鸦片战争以后，泉州作为对外贸易港口的地位逐渐被其他通商口岸所取代，延续千年以上的泉州与南洋的航线，也被外国洋轮占夺，但泉州商人行商善贾的天性决定了他们不甘寂寞，很快就开辟“北洋航线”，即自泉州港起航，往北到福州、温州、宁波、上海、青岛、烟台、威海、天津等港口，用三桅到五桅的帆船运载货物，从而出现了新的海上贸易形式“郊商”。由于有千百年远洋贸易的经验、行商兴贸的天性和符合发展规律的先进商业组织形式，因此在这条漫长的“北洋航线”上，泉州商帮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我国沿海重要的海商力量。
而上海作为中国南北海岸之中点，是南北航行的交汇点。上海以北多滩涂，海水较浅，只有平底浅船才能穿行。上海以南水深浪急，适合泉州深水船在这里航行。北方南运的平底船必须进入上海港卸货，改装南方深水船后才能继续南下；同样，北运的深水船也必须进上海港，卸货后改装平底船后才能继续北上。
泉州与上海的航运交流可以追溯到南宋，厦门大学教授李如龙提出，闽南话“人”字读成“侬”，便是由吴语传来，后来上海话“侬”变为专指第二人称，而以泉州话为代表的闽南话则保留了“侬”为“人”的意思。这一资料可证泉吴（沪）之间紧密交流的关系。清初开放海禁后，素以航海著称的泉州海船纷纷驶进上海。到了民国初期，泉州“郊商”珍利、德成、瑞裕、万源、万昌、建德等商号，纷纷派人到上海以及天津、青岛、旅顺、大连、汉口等地采购商品，并在上海设立“申郊”坐庄采办货物。“申郊”空前发展，市场十分繁荣，每年进口面粉达六七十万包，棉纱四五千件，豆饼五六十万片，豆类、生油、甘味、肥料、药材、洋货等，应有尽有。
为了维护泉商权益，泉州郊商还在上海成立了“申宁厦郊同业公会”，选举理事，聘请跑官府的“郊师”，设置处理日常事务的办公人员，并且联合漳州的龙溪、海澄船商联合在上海组织成立“泉漳会馆”。
“泉漳会馆”不仅是上海县城外最宏伟的建筑，也是泉漳同业酬神和议事的场所。由于泉商的实力和影响力，泉漳会馆在黄浦江边建了一个会馆专用码头，就叫“泉漳会馆码头”，专修了一条会馆与码头相接的马路，被叫作“泉漳会馆街”，后来称为“会馆街”。
为了栽培泉漳商人的子孙后裔，传承中华和闽南文化，会馆先后于1907年、1922年开办了泉漳小学和泉漳中学。正是由于这两个学校的设立，特别是上海泉漳中学的设立，使南园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我们今天才能这么清晰地看到泉商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火焰一直熊熊燃烧。
从1922年起，泉漳中学有许多中共党员在校任教，并建有中共教师支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左联重要代表性人物李辉英等都是泉漳公学的专任教员。周扬、杨骚、关露、杜国庠等也是到泉漳公学讲座的常客。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学校的传播，泉漳学校为中国近现代文坛培养了一批了不起的文学家，如《小城春秋》的作者高云览就是1926年入学的学生。更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11月18日，泉漳中学成为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地，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陈云、李富春、康生、向忠发和项英等到此参加会议。此外，上海的反帝组织、左联、社联、青年文联等革命团体也经常借这块宝地集会。
泉漳中学的这段红色印迹，反映了泉商群体反帝反封建、追求进步的脚步。由于走南闯北，泉商有机会接受进步的新思想，加上在长期对外贸易过程中，他们更能感受到帝国主义对孱弱中国的不公平掠夺，因此探索和追求进步是泉商必然的选择。
其实，泉州商帮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红色觉醒，并随着他们的足迹，传播和践行着这样的觉醒。由新加坡泉漳商帮的领袖创办的《叨报》是影响东南亚和华人社会的华人报刊，在1919年—1921年期间大量刊载李大钊、陈独秀的进步文章，全文译出无产阶级变革社会的十大纲领，并给予正面评论和广泛宣扬，对共产主义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吸引了东南亚华人青年积极投身共产主义运动。东南亚许多泉籍青年接受进步思想的洗礼，毅然回国参加革命运动，其中包括叶飞、李子芳等俊杰。
翻开泉商历史，泉商这一群体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拥戴之举不胜枚举。成立于1951年的香港福建中学，是由以泉商为主体的香港福建商会集资兴办的中文学校，在其校歌中唱道：“雨露阳光百花放，福建中学好土壤。中华儿女当自强，爱我祖国爱香港。”在学校成立的1951年，学校顶住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阻挠，在校园内升起五星红旗，这面五星红旗是1949年校董赴京参加开国大典带回的，也是香港本岛上出现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这一红色基因瓜瓞延绵，传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