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赛乐”跨年加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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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海潮
闽都戏曲历史悠久，不少剧目表现了福州人的风俗习惯、生活风貌，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对许多旅居海外的乡亲来说，闽剧最能慰藉思乡之情。”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邹自振教授认为，了解这一点，对闽都戏曲对外传播的重要性就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李丽《菲律宾华语戏剧》云：“在爪哇，从1603年至1783年华商酬神做戏的活动从未间断过，而且当地的华人富豪或赌场大亨还延聘漳、泉两州乐工、优人，教导自己蓄养的婢女歌舞，日日演戏以娱嘉宾。”从中可见明中后期至清初，福建戏曲在爪哇一带的流传情况。
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总数已达100万人以上，除暹罗（泰国）、真腊（柬埔寨）、安南（越南）外，祖籍福建的华侨占了多数。1840年之后，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海禁一开，大量华商、华工涌向东南亚各国，华侨人数不断增加，福州戏班也因东南亚华侨酬神、娱乐的需要而频繁赴东南亚演出。
1887年，清朝官员李钟珏在《新嘉坡风土记》中记载了新加坡的戏园：“戏园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其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间有演闽剧、潮剧者，唯彼乡人观之。戏价最贱，每人不过三四占，合银二三分，并无两等价目。”从中可知，在当时新加坡的戏园中已有福州戏曲的演出。
1927年，福州“群芳女班”“上天仙”等戏班相继赴新加坡。此年“新赛乐”戏班在厦门演出，听闻此事，认为本班“剧目多，角色齐全，班誉也胜过‘上天仙’，如到新加坡，营业必胜于他”，故于1928年1月，“新赛乐”戏班一行70多人，由厦门搭海轮赴新加坡等地进行商业性演出，上演剧目有《刘香女游十殿》《封神榜》《陈靖姑》等。
据史料记载，戏班到新加坡小坡“同乐园”演出时，“剧场门口挂上长一米、宽六十公分（厘米）的红漆木牌，四周装着灯光，中间写着主要演员名字和剧名，光亮夺目，美丽堂皇”。新加坡演出后即到槟榔屿，其中《火烧百雀寺》一本连演15天，不少人因排队买不到票，只得买3块钱一张的“黄鱼票”。之后，“新赛乐”又到吉隆坡、安顺、泗水、三宝山、大町洋等地演出。
“新赛乐”此次演出，在新加坡6个月，在槟榔屿4个月，在吉隆坡3个月，在安顺20天，在印度尼西亚泗水、三宝山、大町洋6个月。返程时，又回槟榔屿演出1个月、新加坡演出2个月，之后才抵达福州。东南亚观众达100多万人次，“新赛乐”
叶奇官组织闽剧戏班出国演出。上文提及的“新赛乐”唱火东南亚一幕，当中的主要演员就包括叶奇官。叶奇官唱念做打俱佳，文武昆乱不挡，兼演小生、花旦、武旦，故能欣然受聘并邀集庄鸿声、赵猴子、施凯官等人组班赴新加坡演出。
1938年初，叶奇官为了充实演员阵容，一度回国招聘，后因抗战全面爆发，交通受阻而未能成行。另据吴田《地方戏剧在新加坡》一文记录，1935年福州“民国风”班、1938年“赛乐天”班、1947年“复乐天”班赴新加坡演出。这几个戏班“当是福州戏班”。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30多年中，福建几大剧种只有很少海外传播的记载。1959年3月，闽剧著名艺人郑奕奏、杨瑞英应印度尼西亚椰城玉融公会、万隆玉融公会、梭罗玉融公会邀请，随带闽剧《追鱼》《钗头凤》等赴印度尼西亚万隆等地教戏6个月，培养男女演员20多人，使闽剧艺术在海外开花结果。
“戏曲演出常常唤起东南亚华人浓浓的思乡之情。”邹自振说，比如新加坡的牛车水人民剧场自1969年建成以来，一直积极推动地方戏剧演出，新加坡本地许多戏剧团体都曾在这里演出过，特别是1972年举行的地方戏曲观摩大会，剧种包罗万象，计有粤剧、潮剧、闽剧、汉剧、琼剧和京剧等。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福建戏曲得风气之先，陆续走出国门，为中华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1984年9月至10月，福州市闽剧院一团应新加坡华人社团邀请，首赴新加坡作商业性演出，共带去7台大戏和1台折子戏，在新加坡丽宫戏院演出22场。
叶漫天在新加坡《新明日报》发文称：“中国福建省闽剧团在新加坡的高水平演出，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中国地方戏曲艺术的丰厚与瑰丽。首两场的精彩演出，的确给人一种登山望远的欢喜。我们不仅看到传统剧目《珍珠塔》的典丽，也看到新编剧目《林则徐充军》的磅礴；不仅看到这历史悠久的剧种的深博，也看到它焕然发新的巨大潜力，能古能今，其伸缩性令人叹为观止。”
新编闽剧《荔枝换绛桃》
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
“伸缩性”令人惊奇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赴东南亚演出的戏班大大减少。邹自振分析原因：首先是受到中国抗战以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影响；其次是东南亚当局者为了保护本地影剧业，开始限制中国戏班的进入。
凡事都有例外。1931年夏，新加坡华侨同乡会派专人至福州，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