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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12期来自:福建日报

存在的消失的

□朱以撒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可以从飞驰的车窗看到街市、乡野不时闪过的大秦大汉的字迹,使人想到这个地方曾经如此久远,现在的人还在消费着大秦大汉的福利。

在临摹秦汉文字时,我从来都不是从第一列的第一个字下手,我都是跳跃着学,把自己最喜欢的,以为最有美感的字挑出来,细细琢磨把玩,然后点画不爽地反复临摹。对于学生的临摹我也如此明示——在常用的三四千个汉字里,莫有同者,却可以从其中寻找到自己喜爱的那种形态,或者说是它们跳出来被我的眼力捕捉了。

我对于繁体字的热情,缘于它们构造材料之多——尽管我常以为处世待人以简洁为上,但对于字迹,则乐意繁杂。笔画如此多,好似建筑材料的品类之盛,结构又如此有序,宛如一座宫殿严密的步骤,末了是神采气度出来了,古意盎然。后来这些繁体字被大刀阔斧地删减,像是深秋之后的山林豁然透亮。写一个繁体字的时间,可以写好几个简体字。简体字是为速度而设置的,好像速度快了笔下就可以生出许多锦绣。只是考虑速度就顾不上考虑人的感受。但民俗风情还是沿老式来做,为老人做寿,大厅正中那个寿字必定是繁体的,显示出年头的悠长,生存的有味,没有人会去用那个简体字。世道肯定是快起来的,什么都面临着快,风风火火,心急火燎,如果一个人还像古人那般坐着慢悠悠地执羊毫写有着几十个笔画的繁体字,而全然不理会时间多费了许多,这个人就是一个对旧事物有情绪的人。

小时候老师带大家到开元寺长知识,大雄宝殿上方有“法界桑莲”四个黑沉沉的大字,其中的“法”和“桑”都写成了异体字,谁也读不出来,老师也无可奈何。过几年另一个老师带大家来,也还是如此。我自己弄清楚时已经是中文系的学生了,对不认识的字有一种解密的积极,往往是到了一些古旧处,落满尘泥的匾额、附着苔藓的牌坊楹联,一群人都不能通读,正在相互不服的争论中,有一个人才平和地开口,把它们一字不误地念出来,如果闲得无事,再说说出处,也就更让人惊讶了。繁体字写多了,也就写得越来越美观,众多的笔画或交错穿插,或翩然若飞。此时要用简体字抄好一篇文、一首词,都没有达到用繁体字的把握。

城市积累的时间长了,也就见出深沉厚重。特别是能够作为大秦大汉都城的场域,它在各方面肯定有着比其他城市更值得作为都城的条件,很多年下来,地下的地面的器物也就特别多,宫廷的、民间的,完好的、残破的。尤其是民间之物,寻常得要命,粗糙的陶罐,粗涩的瓦甓,静静让时间从身上流过,现在离开地下来到地面,都被人珍爱。它们现在已经不实用了,谁也不会拿一方刻有年号的汉砖去砌墙,甚至惋惜它缺了一个小角,品相不够完美。至于那些属于精美者,欣赏时必戴手套,案上放置厚厚的毡子,以防失手掉落。藏家会有不少资料说明自己的藏品,喜滋滋地说道,还固执地认为当年某位权贵曾经用过——物件由于老旧,就会生出许多新的联想,织成一张瑰奇的大网,网住虚无缥缈。实在的就是这个物件,实在到没什么可说,作为一个久远的存在物,它们的无声反而激发了今人的有声,虚无的、编造的,到处飞扬。人和物在时间上相跨那么远,却能相通,这是对真实最敏感的体现。至于赝品,时日虽近多了,却难以泛起一点涟漪,有时人欲说还休,也是觉得不说更好。

那些秦汉瓦当、陶罐、竹简木牍,此时看来粗糙,好像没有好好地制作。我是从一些民间用品的感觉上来表达这个看法的,即便要修饰,也说不上细腻精工——也许用具素来就是为了过日子而服务的,顺手、好用就可以。有这样的想法的匠人手下也就质朴得多。质朴也可以构成一种美,那些不事雕琢,用意而多信手、随意的动作,和这方土地的古朴沉实往往匹配,甚至也合于日常三餐,大粗瓷碗,分量充足,形制硕大,筋道坚韧。而不做点缀装饰,这也使外地人觉得实在有料,不必担心欺生。很有内蕴的物体,一圈城墙,一条巷子,一户老宅,只要不坍塌,维持原状,不论白天黑夜,光线强弱,它们散发出来的气味就永远是同一种,像宋人姜白石说的,像是旧时月色。

老城地下地面的器物,可观者越发可观,它们的真实,经得起任何的细看,因为它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产儿,秦代的汉代的,没有丝毫的破绽。随着这些真实器物的存在,也相应地有一批仿真的艺人诞生了,他们的本领就是把新的仿成旧的,贴近他们所需要的那个时代。当一件仿真器物被当作真的,甚至专家们也对此争论无休,那么,就是对仿真高手的最高奖赏。《吕氏春秋》就认为物的相似是最令人头痛的,就像和璧和珷玞,能识别的人非常少。这也怂恿这么一些人在仿真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精。《雾里看花》中有个朱伯勤,朱仿青花鬼神不及,后来还是他那位善于鉴定、敢于打假的儿子发现的——在真与伪这个对立的舞台上,往往上演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好戏,由此增加我们疑心的滋长,不管是对物质生活,还是对精神生活,我们一直在努力地分辨着真与仿真。

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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