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蒙公招“闯关东”流民垦荒

20191210期来自:长春日报

虽然清政府为了保护“龙兴之地”,自康熙朝就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但是,东北毕竟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它的吸引力是无法抗拒的。由于关内(主要是晋鲁豫三省)人口增多、土地兼并、水旱灾害和农民战争等原因,其民人来东北谋生的情况一直未曾停止过。并且,清朝对包括蒙地在内的东北地区的封禁也是矛盾的。自康熙朝以来,时禁时放,时严时松,一方面对民人出关屡申禁令,另一方面对民人出关谋生又无法绝对禁止,特别是在关内出现大的灾荒之年时,清廷总有密谕放民人出关,以维持生计。

与“流人”相对应,来到东北的关内民人即被称为“流民”。“顺康雍时期流民主要集聚在奉省,即以奉天府为中心,乾隆朝(1736年~1795年)及以后流民流向有所变化,‘柳条边’外的吉林地区流民迅速增多,一跃为关外各处之冠”。并且,郭前旗所处的吉林“柳条边”外成为流民谋生的目的地之一。《盛京时报》宣统元年三月初二日(1909年4月21日)所载《内地人民移殖吉林之源流》一文,明确地提到这一点,“乾隆中叶,适山东、畿辅岁比不登,土民渡辽至者益无数……而满洲门户斯时亦乘民族繁衍之潮流,日于开放矣。至考汉人移殖之成绩,其在奉天,要由辽东一带海岸为托,始而进至辽水东西,特以再进,迤北由奉而吉则有围场限之……遂乃折向西边,尽趋于蒙古东盟一方而渐达于吉林腹地。所以长春、伯都讷厅,虽属蒙旗旧地而设治最早。”

与此同时,由于蒙古王公进京值年班,养成了奢侈的生活习惯,需要有更多的收入供其使用。为了吃租,他们便违反朝廷禁律,允许甚至私招流民入境垦荒。这种私招都是极其隐蔽的,规模也很小,各旗都有,唯有郭前旗辅国公恭格喇布坦敢于大事招垦,成为在哲里木盟蒙地上开发农业的第一人。

恭格喇布坦(?~1798年)是清代册封的第一代郭前旗札萨克辅国公固穆的七世孙。札萨克是旗长,辅国公是爵位。按清代体制,这个旗的札萨克辅国公应由固穆的嫡系子孙继承并世袭罔替,但是固穆的第三世嫡孙莽塞以“不缉贼罪”被削去札萨克之职。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起,由固穆之弟桑噶尔济之孙毕里衮鄂齐尔代领札萨克并世袭下去。固穆的嫡系子孙从此只世袭辅国公的封爵,失去了对旗内的大部分统治权。

失去世职的莽塞及其后代从此与桑噶尔济家进行了延续甚久的斗争。到恭格喇布坦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袭辅国公之后,这种争夺就更加激烈了。此时,恭格喇布坦在北京找到了支持,由乾隆指婚,娶了两位皇族格格,终于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夺回了札萨克之职,重掌大权。在这个过程中,恭格喇布坦需要钱财以充实自己的实力,支撑在北京的交往,但此时的郭前旗财政已有很大的亏空。于是,他便在旗的东南端——“柳条边”沿边和伊通河中上游两岸,接纳偷越边墙的民人入境垦荒,以获取地租收入。起初,流民只在沿边一带落脚,而后逐渐向纵深扩展,形成了许多村落。

恭格喇布坦鼓励流民入境,但流民都非常穷困,因此他不得不倚靠“揽头”分拨荒地。乾隆朝中晚期,在清代文献与口碑中留下姓名的“大揽头”有王君宠、张廷仁、朱克旺和张立绪等人。这些人各自向蒙旗付出一笔钱款之后,就包揽了大片土地,然后分割成小块,租给来此垦荒的流民。

恭格喇布坦私自招民垦荒的时间,大致始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前后,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后已完全公开化。为此,负责监督和控制哲里木盟的吉林将军不得不向乾隆皇帝报告此事。但是,流入这块土地的人口不但不能控制,而且由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直隶的歉收,又有大批的河北灾民蜂拥而入,一直延续至嘉庆登基之后。此时,郭前旗招来的流民已达两千多户、垦地20多万亩,由西向东分布在新开河、伊通河、雾海河、伊勒们河(今饮马河)、木什河之间。

有文献记载,郭前旗蒙地招垦更具体的原因是蒙公借用民人的银两无力偿还所致。《吉林志书》记载,郭前旗“郭尔罗斯蒙古公因早年借用民人银两,出放印信合同,私招民人聚集,盖屋开垦”。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对郭前旗负有监督之责的吉林将军安排亲友在蒙地上耕种在先,郭前旗蒙公私招在后。这两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不论什么原因,在乾隆末年,郭前旗蒙地上的农业开垦已然成形,且还在发展。这对蒙公、蒙民和流民生计都有益处,并进一步呼唤长春设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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