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桐城派的当行本色

20190824期来自:光明日报

□ 吴 微

姚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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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何以成派?又何以绵亘二百余年,流风余韵传播至今?前贤时俊,各有申论。而深究之,我以为两点至关重要。一是,桐城派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文方法;一是,桐城派要员大都职为教师,传道授业,标举文统,形成文派。从教,其实是桐城派“成功”的核心;文学教育,应该是桐城派的当行本色。因此,将桐城派与教育相勾连加以观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一,桐城派实乃教育家群体。二百多年间,他们或设席于各地书院,传道授业,弘扬桐城家法。方苞早年四方授徒为业,中年以后,虽然受到康、雍、乾三代皇帝恩宠,成为其文学侍从,但终其身非文化教育之职不就。刘大櫆一生布衣,奔走大江南北,设馆授徒则是他唯一的选择。其门人姚鼐虽科场顺利,但年逾不惑又辞官主讲于梅花、敬敷、紫阳、钟山各大书院,凡四十余年,“鼐门下著藉者众”(《清史稿·文苑传》)。尤其是山长钟山书院二十余年,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故金天翮《皖志列传稿》云:“桐城家法,至是乃立,流风余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秉承师风,姚门四弟子方东树、梅曾亮、管同、刘开(从姚莹说)无一不授徒为生。晚清桐城后贤大都亦长期从教。戴钧衡创办桐乡书院,力守桐城文脉;吴汝纶则执掌莲池书院十余年,名重晚清朝野。桐城派晚期要员: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及严复、林纾等云集于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并先后入据要津。甚至桐城旁支阳湖派、岭西五大家等诸多要员亦多职为教师,终身不倦。如此薪火相递的职业教育家群体,在中外文化教育史上,可谓独一无二。由此而言,兴学从教维系着桐城派的文化生命之纽带。因此,桐城文人与教育、与学校有一种天然的融合与亲近,较学界他人有着更深、更具体的渴求和关切。

其二,桐城派以古文见长。吾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素以诗文为雅文学之正宗。清代以降,桐城文章以清真雅洁为一时之冠。故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云:“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派为中心。”在我看来,桐城派之所以影响闳深,与其文法简明易学大有干系。其“义法说”“雅洁说”“神气说”“义理考据辞章说”“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说”等,既是理论又是方法,体系完整,切实可行。桐城派主张并传授的写作方法,能很好地接通“古文”与“时文”(应试作文),讲究在尺幅之中,言有序,言有物,剪裁得体,抑扬顿挫;语词表达气清词洁,平易畅达,文从字顺。尤其是普通“中材”学子,借力其训练既有利于科举考试,容易获取功名;又可涵养情操,其立言之作,擅长叙事状物,表情达意,雅洁清通,进而荣身士林。陈衍曰“方姚之后,文法大明,作文甚易”,绝非虚言。桐城文章因此风靡一时,影响深远。

其三,桐城派善于编选教科书。就教育诸要素而言,教科书(教材)的社会关注度最高。它既是知识技能的载体,也是时代思想文化的映射,积淀了编撰者独特的文学趣味和文化意识。桐城派可谓业界翘楚。方苞《古文约选》、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以及近代桐城派诸家古文选本、国文读本,名闻遐迩,代代相传。尤其是《古文辞类纂》,吴汝纶认为“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号称“天下第一选本”。桐城选本的主要特色是:选文文体纯粹,导学路径正宗,模拟易学实用。前述之著名选本自不待言,近代桐城文人吴芝瑛编选的《俗语注解小学古文读本》,亦可佐证之。此教材选录的古文72篇,不仅短小精悍,合于“古文法式”,而且情趣盎然,易于学童领悟义法,便于其作文模仿。严钊序言云“不独令学子乐而爱读,且资长其智慧”,可谓一语中的。

其四,与上述内容相关联,桐城派突出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着力文学“童子功”的培养和训练。其文法不着意高深的理论阐释,而讲求内容与方法的“纯正”与“易行”。其选本在追求技能与适用的同时,突出审美功能的揣摩与掌握;其文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让学子学有所成,学有所得。因此,在具体的文学教育活动中,强化“读”与“写”的文学“童子功”训练。通过具体的范文、精当的评点,将自家学术追求、古文创作感受与文章选录义旨,融入授徒课文的文学、文化教育活动之中,杜绝假大空。这样的老师当然是负责任、有情怀、有担当的导师,由此而培养的学子,自然也能成为基础扎实、技能娴熟、人格健全的文化传承者。祖籍桐城的朱光潜在《我与文学及其他》《谈文学》中,回忆儿时家塾教育,不无感慨地写道:“四书五经、唐诗、古文,全得背诵”;幼年的起承转合写作训练,“逐渐养成一种纯正的趣味,学得一副文学家体验人情物态的眼光和同情”;“这训练造成我的思想的定型,注定我的写作的命运”。

要之,桐城派的文学教育,强调正宗正派,讲求文道合一、兼济兼美。既对天才无害,为其成长与成熟,预留了足够空间;同时,更着意于“大众”教育,为“中材”之人明确了循序渐进的路径,有益于普通人的启蒙与成长。怎样写好文章?怎样写得文从字顺、清通雅洁?桐城派先贤通过精心编选的教材(选本、读本)提供恰当范文,标示正确途辙,便于学子模仿,循循善诱,导引其进步。由此“端正有规矩”(姚鼐语)的文学训练,“中材”学子拥有了较强的读写能力,积淀了文学、文化修养,也涵养了正义、信念与良知。桐城派的文学教育,对学子,尤其对“中材”之人的文学教育,很实在,很管用,也很有效。三百年来,桐城派名师辈出,个中缘由,不言自明。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姚鼐《行书临论坐位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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