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承载不起母亲一生对我们的深爱

一年纵有

20190511期来自:萧山日报

■钱金利

■王丽华

从读小学开始,每回填履历表,填到母亲那一栏时,都会感觉十分难写。父亲的工作,我可以堂而皇之地填上“工人”,因为父亲那时候,或者说是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钱塘江边扛石头活,能赚到定额的工资来养家。虽然还是靠卖力气来过活,算不上正式的工人,可也算是赚工资的人,在我看来,也可算是工人。可母亲一直就在家里,记忆中,母亲似乎没进过哪家厂子,或者哪个单位,做过一些零碎的可以拿到工资的活。母亲一直就呆在家里。母亲的职责,好像就是管理这个家。这个家,是个穷家,好像没什么可管的,可母亲总是很忙。五点左右,母亲就起来烧早饭,烧完早饭,母亲就开始在东门的水井边,浆洗一家人穿脏了的衣物。我通常在母亲捶打衣服的声响中醒过来,然后,在床上赖着。等到母亲说上学要迟到了的时候,才急急地起床,把母亲已经凉好的一碗白米粥,就着几筷子咸菜,送进肚子里。在我喝粥的时候,母亲开始拌猪食,把前一天晚上的下水倒在猪的饲料桶里,加谷糠,加络麻叶,加水,用一根扁平的木片,翻来覆去地搅。猪的食量大得惊人。有时候,母亲狠着心养两头猪,满满一桶饲料,竟然还对付不下来。猪饿肚子的时候,就啃石头槽子,母亲怕猪啃坏了石头槽子,只好再给猪喂点心。

大概在我们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母亲开始喝粥。然后把该翻晒的谷子、床草、被子什么的,晾在日头下。把该晾的都晾出来后,母亲便下到责任田里,去刈草。上午,刈到九点多,母亲得回一趟家,准备午饭,我和姐,要回家吃饭。我和姐似乎是家里最大的功臣,母亲每次看见我和姐回来,都显得很高兴。看我们把饭菜都吃得差不多了,才问,吃饱了没有。我们当然吃饱了。放下饭碗,又去学堂。母亲把我们剩下的饭菜,小心翼翼地,一粒不剩地,盛进肚子里,然后,洗碗,涮锅,拿下水拌了猪食,喂猪,又要喂一群鸡鸭。鸡鸭是比较好打发的,一天只喂一餐,一次喂足了,一整天,就不再去搭理它们了。收拾完了,母亲又接着上午那茬地,像我写作业时一样,另起一行,或空出两格,接着刈草。

晚上,父亲要回来吃饭,母亲的饭菜,要准备得稍微充足。不过,母亲一般也等我们差不多吃完的时候,才开始吃。在吃之前,母亲通常把该干的活都干的差不多了。吃完饭,收拾完碗筷,应该就没啥活了。母亲就在煤油灯下,缝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没什么零碎要缝,就绣花边。母亲绣的,不是我们衣服上的花边,我们的穷日子,用不上绣一圈花边来打扮。那花边,是一些大厂子发下花样子,照着样子描的,绣好了,有人来收,收了,便能换得一角两角的钱,换作日常的油盐钱,再把这些油和盐,换成一个又一个没加油盐的日子。

所以,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母亲是一个农民。可要我写母亲的工作,是“农民”,我有些写不下去。父亲说母亲是个闲人,因为母亲不进工厂,不挣工资。可“闲人”不是一种工作,我也写不下去。母亲偶尔绣几张花边,换几张现钱,要说这点,可能跟工人挨点边,可也不能说,就是工人,所以,母亲的工作,也不能就写“工人”。现在回想起来,我在母亲的工作一栏上,写的可能就是“工人”。写工人,可能是潜意识里对农民有些轻视甚至敌视,也可能觉得母亲不该是个农民。做为儿子,总希望自己的母亲体面些,不论是相貌,还是工作。我大概是不想让同学,或老师,知道我母

亲,是一个只知道在地里刈草,却不知道怎么写自己名字的人。而我现在,竟成了一个只知道写字,却不知道怎么在地里刈草的人。这大概,也要怪母亲,对儿子,竟溺爱至此。

童年的记忆中,我的母亲是这样一个人:白天跟随父亲去田里劳作,夜晚,就着微弱的煤油灯,舞动起闪着银光的绣花针,鹅黄色的灯光将她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绵长又温暖。

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唤我:“丽华丽华,你有睡着了吗?

针没了,来穿针了!”

这时,我便从被窝中钻出来,依偎到母亲身边,瞪着眼,把绣花针全部穿上线,排成一排,供母亲换色绣花,这样母亲绣花

速度就能更快些。

到我年龄再大一些时,母亲开始和我讲绣花的技巧,以及当年太外婆在宫廷里学艺时的故事。太外婆进宫学绣花时比我大不了几岁,民国后回到家乡,后来又到上海南京路开了旗袍店。太外婆身材颀长,面容姣

好,让我至今难忘。

母亲出生在一个有六个兄妹的大家庭。她排行老二,由于大姐先天性残疾,母亲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她和我的外婆一起每天“嗡嗡嗡”地纺着棉花,绣花,埋头帮别人做衣服,勉强养

活了一家人。

20岁时,母亲嫁给了我父亲。父亲是村里的会计,那年村里成立了织带厂,因出了名的心灵手巧,母亲顺理成章地在织带厂当上了带头师傅,收了好多徒弟,厂里的产品一度出口到欧美国家。

几年后,随着全面的机械化,织带厂被迫解散。为解决村里妇女的劳动就业问题,母亲和父亲拉着三轮车,过江轮渡到杭州接羊毛衫业务,这一做,就几十年。

从羊毛衫串边到绣花,从刺绣到珠绣,从做服装再到做旗袍,母亲整个青春年华,就都融进了这些细细密密的五彩针线中。

当我渐渐懂事,母亲开始带我出去见世面。每次去业务单位谈业务、谈工艺都带上我。

记得我第一次正式出手,是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清晨,村口的樟树开出细细的白花,阳光温柔地穿过嫩绿的树叶,空气里有一丝丝带苦味的幽香,好闻极了。

母亲与我拉着平板车步行了4个小时,坐轮渡到庆春门羊毛衫厂。羊毛衫厂的打样车间,一位很洋气的阿姨拿了两件样衣,要求我母亲现场打样现场报价。为了赶上返萧的轮渡,母亲大胆地决定让我也做一件。平常在家,我只是打打下手,穿穿针,拆拆花样,做些简单的刺绣,此刻突然要我做样衣,我心里十分忐忑。

母亲鼓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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