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频萍 王拓
“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我们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命运，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及中国的历史进程，全国570余万考生怀揣梦想冲向考场，其中仅有27万余人圆了大学梦。”回忆当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理工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芮筱亭说，有幸成为这千军万马过了独木桥的4.8%中的一员，迎着恢复高考的第一缕阳光，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重担，继往开来，与国家
共命运、同呼吸。
“77级在上大学前，每个人的遭遇和生存状态各不相同，都有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和底层社会生存经历。”芮筱亭说，他是1974年毕业于江苏省盐城中学，然后进入工厂，师从技术级别最高的8级工张国强师傅，学习以修理柴油机为主的机械设备修理技术，经严师严格训练，
很快练就了诸如手工制作齿轮、
链轮等绝技和柴油机、轮船修
理等技术，解决了制约当时工
厂发展的一系列设备加工与维
修难题，因此学徒半年后即被任
命为机修车间负责人。
“本以为自己未来将成为一位机修大师，直到1977年秋天，我母校江苏省盐城中学的谢浩楠老师通知我，国家已恢复高考，让我赶快回母校参加已开始多日的高考复习班，当时离高考仅有一个多月。”芮筱亭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久别的母校投入高考复习。“当时师生久别重逢，感到无比亲切，老师们全力帮助我们复习迎考的情景我终生难忘。”
芮筱亭顺利考入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物理系。他说，77级141名同学，应届考生为数不多，更多的是被耽误的、往年12届中学毕业生。同年级年龄跨度特别大，年龄最小者刚满16周岁，“老三届”同学却已过而立之年。中学时期的师生竟然变成了大学同窗。77级共有的这三点特征同时构成了有史以来大学校园空前绝后的奇特现象。
“我为我们大学一流的学习条件而感到幸运。”芮筱亭说，老师水平一流——老师们对物理世界的阐述精湛，对每个公式的教学推导、物理意义、使用条件、适用范围、注意事项讲授严谨准确，使我们真正懂得掌握科学知识基本原理的重要意义。陈友祺教授理论力学课，风趣生动的讲课风格和我向陈老师若干次讨教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师生情深谊长。“这些为我在攻读博士期间提出多体系统传递矩阵法奠定了重要研究基础，该方法被国际上称为‘芮方法’，目前在国际上已形成50多个重大工程应用研究方向，获多项国际和国家科技奖。”
“同学们尤其是老三届同学学风特别扎实，物理概念强，讨论问题时同学们丝毫不吝啬已掌握的知识，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芮筱亭回忆说，季德璜同学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学者之一，大学期间与他无数次的讨论过程中，向他学到了大量解决问题的方法，成为自己惯于用排除法研究新知识，并取得成功的基础之一。
芮筱亭说，同学们从不同地区、不同岗位经过高考的洗礼相聚在一起，分外珍惜彼此间的友情，互相关爱、包容和理解，相处得像家人一样；学校的教室宽阔敞亮，宿舍卫生整洁，食堂饭菜美味可口，校园绿树成荫，“不少同学为每天在环境优美的图书馆阅览室有限座位中争得一席之地而奔跑冲刺，大学四年后连百米赛跑的速度都得到大幅提高。”
“1982年初，我们作为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毕业生，毕业后的分配受到社会各界广泛欢迎，同学们继续快速提高学识、提升能力、完善自我，努力使自己胜任国家大任。”芮筱亭说，30多年来77级许多人已成为学界、政界、商界的领军人物，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为振兴中华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我们141人中产生了许多知名教育家、科学家、企业家、管理学家、诗人、书法家，其中包括18位大学、中学校长，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位学术刊物主编，39位国内外高校教授，70位中学高级教师，19位国家公务员，24位活跃在国内外不同领域的精英。我们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包括中学生10万余人，本科生4万余人，硕士生2000余人，博士生500余人，博士后100余人。我们解决了数十项制约国家重大装备发展的国际理论与技术难题，取得了一系列的国际领先和国际先进的重大科学与技术成果，并在兵器、航空、航天、船舶、机械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推动了相关领域的重大技术进步，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产生了重要国际影响。”
“1977年的高考，恢复了社会公平、打破了出身论，使人们平等地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整个社会形成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的氛围，重新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芮筱亭自豪地说，77级勇敢面对机遇与挑战，荣获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和机会，那年冬天，高考如同黑夜里悄然升起的朝阳，照亮并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成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国的人才、文化、知识、科技、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重生、崛起并迅速发展、强大。任何时代，个人的前途始终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时代造就了77级，国家选择了77级，77级为国家富强为民族振兴竭尽全力，对推动国家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愧于国家的期盼。
1978年，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在读高中的黄维被化学老师关世杰有些神秘地叫到教研室，老师拿出当年的高考化学试题，将办公室门一关，让他“小试牛刀”。待老师半个多小时后回来，黄维已经将试卷写得满满当当。看完试卷后，老师兴奋地说道：“黄维，你答了个满分啊！”
其实不仅是化学这一门，从上学起，黄维就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除了一年级时，可能当时才5岁，成绩不算拔尖。小学二年级后，他就开启了年级第一名的“常胜”生涯，从未拿过第二名，外出参加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各级、各科竞赛都能给学校捧回奖杯。
凭借着这样的好成绩，参加高考是不是没什么难度？黄维直白的陈述显得有点“凡尔赛”——“考北大或清华应该说是毫无悬念。”
尽管如此，高考那年夏天依
然给黄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9年7月7日，天气酷热，黄维一早骑着自行车直奔设在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的考场。直至今天，他还记得第一门考的是语文，自己坐在教室左边最后一排的那个位置。由于天气过于炎热，开考后的半小时，黄维都一反常态地不在状态，“等我定下神来看题时，半个小时都已经过去了”。好在是“常胜学霸”，黄维倒也没有慌张，扫了下整张试卷，发现并没有太困难的题目，定了定神，打算先从作文做起。
黄维记得，这一年的高考作文是对一篇长文进行缩写，与常规的命题作文不太一样。他先打了不到一行底稿，有了大致思路后，就在那张8K纸大的考卷上落笔成章。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黄维的语文一科当年还是轻松考到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名。其实，由于考前花了不少时间提前阅读中外名著、文学期刊以及提前修读一些大学课程，并没有全力以赴备考，他的高考总分不算太理想，但当年报考北大、清华还是比较轻松的。
黄维透露，自己当初最想读的是北大国际政治专业，但在志愿填报方面，黄维尊重并参考了父母的意见。黄维出生于医务工作者家庭，但父母并没有勉强黄维学医，“当时都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父母就希望我学理工科，我也为此放弃了自己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热爱。”黄维的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大学化学、生物两个专业，第二志愿是清华大学化学、生物专业，这种志愿填报方式在今天看来显得缺乏梯度，但实际上是黄维走进科学领域的决心。黄维介绍，其实当年北大的物理、数学、生物等专业极其热门，身边落榜北大还能考上清华的大有人在，“主要还是看专业选择”。
放榜时分，呼和浩特市第十九中学公告墙上公布的高考录取榜上，“黄维 北京大学”一行字赫然在列。第二天，黄维就提前动身去了北京，从此开启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与北大结下不解之缘。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他先后完成了本硕博的学业并留校任教，出任北大化学系党委副书记。回忆起当初踏入北大校门时的心情，黄维印象深刻：睽睽众目，殷殷期待，谆谆嘱托，宛如天之骄子；但他时刻警醒自己，不要忘记勤学好学的品质，始终保持乐学博学的初心。
忆起那年夏天，黄维坦承，包括高考在内的无数次考试，给自己最大的影响是赋予了自身足够多的自信，能够勇于挑战、不畏失败，敢于在科学技术重要领域做前沿引领、开拓创新的工作，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实现开道超车。
与漂亮的考试成绩相比，黄维更感恩自己所接受到的良好的教育。刚恢复高考制度的初期，“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尚未完全消散，“很多同学不读书、不学习。”黄维院士告诉记者，恢复高考后，学校十分重视人才培养，“每上十几个学时的课程，老师就会安排各类大考、小考。”至今，黄维都难忘那一张张油印试卷的墨香。
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黄维院士也算是“超前学习”“自主学习”了。从小学开始，他就读起了各种大部头的人文社科名著，啃晦涩难懂的马列、哲学书籍，家附近好几个图书馆，都有他沉浸其中的身影。但与一般“超前学习”不同的是，他并不是啃书本，而是自由地汲取各种知识，涉猎十分广泛。
读初中时，黄维院士还“自作主张”地把自己从自治区重点中学——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转学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十九中学。他的转学理由也很简单：“原来的学校管束得过于严格。”在这所非重点中学内，他也有幸遇到了多位北大、北师大等名校毕业的老师，受益终生。“我记得教我们数学课的赵蜀荣老师，画圆规整得都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教化学课的关世杰老师，板书非常潇洒，学问也很好，后来我一心报考化学专业并能长期从事化学相关研究也是在他的影响下……”黄维院士饶有兴致地回忆道，赵老师有时候发完一圈试卷后，发现他已经很快把题目做好了，老师“不得不”在黑板上给他不停地出几道附加题，保证学生能够“吃饱”，也让班上其他同学感到“吃不消”。
考取北大后，黄维院士也没有停止跨界学习的脚步，大学期间几乎每晚都到北大图书馆文史哲阅览室阅读各类报刊，宿舍床头都是国际政治、教育学、社会学等各类书籍。业界同行知道，除了在化学和先进材料领域的学术成就，他还开创了中国的柔性电子学科，此外，黄维院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等教育学、管理科学工程、工商管理等领域颇有建树，甚至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的支持，都归根于几十年的学习与积累。
在黄维院士看来，人生就是一场奔跑，重要的是在过程中不断地积累与成长，保持终生学习的能力，一步、两步的落后也并没有那么可怕。他说，自己的绝大部分中学同学并没有考上北大、清华这么好的大学，但相当多的同学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杰出成绩。比如一位同学，在高考中失利，只考取了师范学校，后来经过长期努力，多年前就已经成长为活跃在党政管理岗位、卓有建树的正厅级领导干部，同样为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工作后，黄维院士在参与人才招聘、研究生招生时，也常常“不拘一格降人才”，免去了很多分数的“硬杠杠”。比如在新加坡工作期间，他发现一些学生TOELF、GRE成绩不够、没有达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入学标准，但还是综合考虑学生的发展潜能，推荐破格录取。“分数固然重要，但能成就你的不是考试成绩，而是你自己的努力。”在黄维眼里，成就自我的变量唯有勤奋和坚韧。
黄维院士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一是“勤能补拙”，二是“笨鸟先飞”。在黄维院士眼中，高考成绩的差异往往只是努力的深浅、起步的迟早和教育资源的多寡有别罢了。英雄不问出处，一流高校能培养优秀人才，普通大学的毕业生逆袭也不在少数，成功者的比例并没有太大差别。“比成绩、学校的帽子更重要的，是阳光的心态、健全的人格、开阔的眼界、思考的能力和奋斗的足迹，这将成就你们的未来。”
回忆起第一次踏进燕园，黄维院士与科技已经结缘四十余年。四十余年，是沧海桑田、光阴变迁；是国家崛起、伟大复兴。对于黄维院士来说，这是他“不负重托”“登攀科研”“披荆斩棘”的奋斗岁月。一路走来，他已经从刚刚扬帆启航的少年水手成长为前沿科技巨轮上的领头人，自始至终他一直保持着对科学的憧憬、对世界的热情。
看着新时代意气风发的莘莘学子，他说，“慕鸿鹄而高翔”。高考学子从激烈残酷的竞争中拼搏过来，每一位都是大国希望，每一位都将大有作为。进入人生新阶段，当志存高远，当坚持学习，深怀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力践报国之行，以祖国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己任，要走出中国人自己的科技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