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知今，
每一部典籍，都凝聚着古人的心血和智慧，让中华民族
的悠远文脉延续至今。
今年2月，大型原创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在央视首播，第一期介绍的是《四书五经》中的《尚书》，收到了热烈反响和普遍好评。节目中，扬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钱宗武对《尚书》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让广大受众，尤其是年轻观众能看得懂、听得进、记得住。日前，记者采访了做客“江苏方志大讲堂暨三江通识大讲堂”的钱宗武教授，听他讲述《尚书》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重要价值，揭秘《典籍里的中国》台前幕后的故事。
《尚书?虞夏书?尧典》书影
□ 本报记者 于 锋
《禹贡》分“九州”，“徐州”“扬州”是哪里
《尚书》究竟有多重要呢？钱宗武引用唐代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江苏徐州人）《史通》中的话来描述:“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精此书，次览群籍。”也就是说，如果把七经（汉代以来历代王朝所推崇的七部儒家经典）比作一个穿戴整齐的人，尚书就相当于人的帽子，处在最高，也是最重要的位置。
作为研究《尚书》的学者，说起这本经典对于华夏文明的意义，钱宗武如数家珍：“《尚书》构建了华夏文明最早的知识体系，是中国文化史上很多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源头。”举例说来，《尚书?舜典》第一次提出中国著名的文学理论术语“诗言志”，第一次提及统一音律和度量衡；“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梓材》；《尚书》还是中国方志学的肇始。《尚书?禹贡》把天下分为九州，分别详细记载各州的山川河流、水土治理、土质肥瘠、赋税等级、风物特产、交通贡道；孟子所说的“民为贵，君为轻”，荀子所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都由《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演变而来。“可以说，《尚书》承载了大量中华民族最初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钱宗武说。
《尚书》的影响力也远及海外。三国时期，《尚书》传到朝鲜半岛，后又传至日本。20世纪日本两位天皇的年号“昭和”“平成”皆取自《尚书》。对西方来说，《尚书》也是广为流传的中国典籍之一。最早的拉丁文《尚书》译本刊行于1626年，为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所译；19世纪出现了最早的《尚书》英文全译本。当代英国汉学家彭马田说：“除非你读《尚书》，否则我不认为你能理解今天的中国。”
钱宗武将《尚书》与西方著名经典进行了对比。西方最早政书是《理想国》，作者是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西方最早史书是《历史》，又称《希腊波斯战争史》，作者是希罗多德(约前480-前425)；而《尚书?盘庚》作于公元前十三世纪，比《理想国》和《历史》早800多年。“由此可知，尚书不仅是中国历代典籍中的‘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政书和史书。”
在《尚书》中，也能找到古代江苏的“身影”。《禹贡》分天下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江苏人在“九州”名单里看到了熟悉的“徐州”和“扬州”。自然，《禹贡》中的“徐州”和“扬州”和如今江苏省设区市中的“徐州”和“扬州”不能画等号。在节目中，主持人撒贝宁和扮演《尚书》传承者“伏生”的演员倪大红根据《禹贡》描述“黄海、泰山、淮河之间是徐州”“淮河和大海之间是扬州”，可见古代江苏的地理位置大致相当于《禹贡》中的“徐州”和“扬州”。有趣的是，《禹贡》将九州土地按肥力划分为九等，“扬州”为最差的“第九等”。但3000多年的沧海桑田，大禹所说的“扬州”（长江中下游地区），今天已成为全国最为繁华、富庶的地区之一。
从《尚书》汲取前进力量
去年底，钱宗武受邀担任《典籍里的中国?尚书》的学术嘉宾，全程参与了节目的编排和制作。他认为，作为一档进入大众传播领域的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应充分挖掘《尚书》的文本特征和核心价值，让古老的智慧照进现实，让先贤的思想烛照当下。经过反复讨论，学术团队和制作团队最终确定，在节目中安排两个戏剧内容的演绎，一为“大禹治水”，一为“牧野之战”。前者出自《尚书?禹贡》。大禹担负治水重任，没有采取他的父亲姒鲧以“堵”为主的失败方法，而采用了“疏”的方式炸开龙门，通畅黄河，才有了后世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阔诗句；后者出自《尚书?周书?牧誓》，讲述周武王率领军队，同心同德，团结一心，以少胜多，最终战胜了暴虐凶残的商纣王。
钱宗武说，《典籍里的中国》邀请演员倪大红、吴樾等人，对《尚书》故事进行再现，不单单是为了给观众提供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更是为了展现《尚书》的核心价值，与当下进行对接和融合。“大禹治水”的核心价值是强调华夏九州的多民族性，强调九州自古一体，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大团结不论在哪一个时期都无比重要；而“武王伐纣”则是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一亘古不变的永恒真理，“通过这样古今交替的解读，观众们更容易读懂《尚书》，进入《典籍里的中国》。”
《尚书》的文字以艰深难读而著称，在3000多年后，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尚书》？这是钱宗武在各个场合常会被问到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典籍。其中的精华和内涵是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文化基础。他将《尚书》对于当代人的作用归纳为“三知”——知先贤治政之本、知朝代兴废之由、知个人修身之要。《尚书》记录和保存着古人在明德、修身、团结、进取、勤劳、节俭、爱民等方面的深邃思想，让我们从中汲取智慧，鉴古知今，行稳致远地走向未来。
成书3000多年前，记录上古记忆
钱宗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尚书》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首席专家，国际《尚书》学会会长。他用40余年的时间编撰先秦文献、上古汉语等各类研究著作20余部，其在《尚书》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
“《尚书》，是‘上古之书’，堪称‘政书之祖，史书之源’。”钱教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尚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通过对“尚”和“书”两个字的分析，追溯《尚书》起源。“‘尚’即‘上’，是‘上古’之意；‘书’的繁体字是‘書’，上半部分是一只手，拿着一支笔，下半部分是人的嘴巴，形似‘曰’。”钱宗武认为，这两个字生动说明，《尚书》是由史官记录上古君王所讲的话而形成的著作。中国有悠久的“史官传统”，所谓“君举必书”，君王的“言”、君王的“行”都有专门的史官随时记录。《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史官们记载的内容形成两种书——《尚书》和《春秋》。当然，“尚书”的“尚”还有其他解释，有古代学者认为，“尚”即“君上”。汉代王充《论衡?正说篇》：“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
《尚书》的写作和编辑年代已很难确定，可推断大约成书于3000多年前。传说中，孔子晚年对《尚书》进行整理和编纂，经过认真编选，得百篇，《尚书》因此成为重要儒家核心经典之一。“四书五经”中，“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五经”是指《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中的《书》就是《尚书》。
《尚书》用散文写成，按朝代编排，分成《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古代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下至春秋的秦穆公时代，时间跨度约1500多年，《尚书》内容丰富，记载了虞、夏、商、周的历史人物、历史传说和历史事件，比如尧舜禅让、鲧禹治水、商汤伐桀、盘庚迁殷、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平王东迁等，涵盖了千年间天文、地理、哲学、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各方面内容，为后人了解古代社会提供大量珍贵史料。因此，我们可如此描述《尚书》的重要地位：它是我国一部追述上古事迹著作的汇编，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