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皇帝”“无法承担起历史的重担”等标签就一直伴随着他们的成长。这一代人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环境下长大，因为缺少兄弟姐妹的“竞争”，他们得到了父母的全部宠爱，也“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家庭的全部资源。
95后的独生女王瑜今年刚刚在南京找到工作，稳定下来后，买房等问题也很快提上议事日程，她一贯不能接受父母生二胎，此前只是不能接受“爱被分掉了”，如今步入社会，她又有了新的考量。“如今大城市房价上涨，年轻人要想在大城市立足，没有父母的支持是很难的。就算买了房，父母还需要继续参与到子女结婚生子的投资中，除了财力上的支持，996的年轻人很可能还需要父母带小孩。但如果自己不是独生子女呢？”当父母需要支持多个子女在大城市购房、结婚、带小孩时，这样的压力让王瑜不敢想象。
在一部分独生子女看来，有了兄弟姐妹，就意味着家庭资源要被分配。王瑜说，和她年纪相仿的同事，也打算在南京买房，但当生于多子女家庭的同事和家人商议时，父母表示，若要是给她买，那可能意味着也要出钱给其他孩子买，这让家庭无法承担。王瑜也曾问过60后的妈妈，在他们那个的年代，为何没有如此焦虑？妈妈表示，那个年代全家老小住在一起，孩子成家，也很难买得起房子。生活除了吃饱穿暖外，补课班、旅行等等并不是那个年代大多数家庭需要操心的事情。
父母费心让自己学的乐器、为培养英语口语的外教课、中学的各种补课、留学规划……90后银行职员张可涵细细盘算了一下，发现父母为自己花费的教育成本十分可观，“如果我有一个兄弟姐妹，我还能拥有这些教育资源么？父母经济和心理还能承受么？”张可涵认为，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工作岗位所要求的学历门槛也在日益水涨船高，导致“学历通胀”。为了能找到符合内心期待的更好的工作，就更需要谋求高阶教育，加大教育的时间与资金投入，这无疑加深了这一代独生子女的生存焦虑。张可涵甚至表示，如今有兄弟姐妹的人，在婚恋市场上都是很不“讨喜”的，“如果是姐姐+弟弟的家庭，别人听到了，总是要犹豫和掂量的，因为很多人会担心姐姐是‘扶弟魔’。”
没有兄弟姐妹、不懂得分享和互助，独生子女一度被认为是自私和虚荣的一代人。但其实，为独生子女鸣不平的声音也一直存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风笑天研究独生子女问题已有20多年，他表示，早期的很多研究，都把独生子女停留在“小皇帝”的评价上，这是对独生子女群体的“妖魔化”，实际上，学界在90年代后的研究成果并不支持这种负面评价，他通过调查认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间并没有什么差异，
“就像40多年前，一些父母在‘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面前，仓促上阵，缺少终身只养育一个孩子的心理准备，对于今天的家长和独生子女来说，在面对突然放开的生育政策，同样是仓促上阵，缺少相应的心理准备和经验实践。这些家中老大的孩子，早已习惯了从小成长的‘独生子女环境’，对多子女家庭的认识，态度会不自觉地发生偏差。而特定的文化和家庭环境带给他们一种意识：在所有的家庭成员中，他们是最小的，因而总是最受保护的、最受照顾的，最受重视的，然而，突然之间，要让他们去面临一种还有一个比他更小的、比他看起来更需要受保护照顾的弟弟妹妹的家庭生活现实，他们的心理肯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不适应现象。”风笑天说。
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福利”，也意味着这一代独生子女需要承担更多责任。80后于惠直到父亲患上癌症的那一刻，才深刻体会到独生子女的艰难。父亲生病的日子，于惠在医院没日没夜地忙着，生理和心理都达到了极限。老公工作很忙，又承担着赚钱养家的重任，于惠也不忍心让原本就很辛苦的老公，再负担家庭琐事的压力。所以，很多事情都由她一个人拿主意——病情进展、治疗方案，甚至是墓地的选择。那段时间，于惠突然希望，如果此时有个兄弟姐妹，能够帮她共同分担、或者共同商量，该多好啊。“可是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呢，小时候你独享了大人所有的爱，长大了却想有人分担责任，怎么可能呢。享多少福，就要吃多少苦。”于惠苦笑着说。
父亲病逝后，于惠在35岁那年为女儿添了一个弟弟，“我们这代人虽然孤独，但总算还有表兄妹吧。可我们的下一代连这层关系都没有了，太可怜了。现在最起码的是，我曾经经历的，不会再降临到我的孩子身上。”看着两个孩子慢慢长大，于惠时常觉得幸福，但却又越来越惧怕死亡，她总是半开玩笑地说：“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上有老，下有小，不敢病，不敢死，不敢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