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婚姻家庭专业律师魏绍玲看来，从表面上看，试点增加了婚姻登记地的选择，但背后却涉及当事人信息核验难度增加、业务流程再造、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多方面因素，改革难度较大。
“还需注意的是，试点突破了现行《婚姻登记条例》有关规定，从维护法律权威性和稳定性角度而言，本身就需要慎之又慎。”魏绍玲说。
在魏绍玲看来，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是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但要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把好事办好，需要长时间多方面的积累准备。
事实上，关于实行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的酝酿，并非一日之功。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文件，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打造服务型政府。作为民生领域的“放管服”改革，婚姻登记“跨省通办”也一直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中。
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中，就提出了要探索开展异地办理婚姻登记工作。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指导意见，将婚姻登记“跨省通办”列入全国高频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事项清单。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开展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
与此同时，实施婚姻登记“跨省通办”的各项条件也日趋成熟。
一方面，经过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关不懈努力，婚姻登记信息管理系统目前已实现全国联网，民政部与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信息共享取得了积极成效，婚姻登记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这些都为“跨省通办”提供了信息化建设基础。
另一方面，民政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等30个部门联合发文，在婚姻登记过程中全面推行个人信用风险告知制度，加大对婚姻登记过程中故意隐瞒、捏造事实、弄虚作假办理婚姻登记等不诚信行为的惩戒力度。
一些地方实行的婚姻登记“市内通办”“省内通办”的探索也为本次试点积累了有效的经验。
2016年以来，在民政部的指导和支持下，沈阳、广州、深圳以及山东16个设区的市陆续开展了市域内通办试点。2020年9月25日，经国务院授权，民政部支持浙江省开展婚姻登记“省内通办”试点。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总体看，前期工作取得了预期效果，积累了经验，为推动实施本次试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长夏吟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