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

捕鲸时代

20190519期来自:羊城晚报

□乐倚萍

在上海历史博物馆,古代上海的展厅入口赫然放着一块鲸鱼骨,它被视作是上海早期地形的物证。而在美国环境学者埃里克·杰·多林笔下,鲸鱼更可充当美国历史多维度的见证者。《利维坦:美国捕鲸史》(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带我们了解这庞然大物如何走进人类的生活。

虽然有人以为,以巧劲降服“海洋之王”是件激动人心甚至富有浪漫色彩的事,但也不难想见,捕鲸不是件容易的事。在17世纪早期,发现鲸鱼价值的人们选择了以逸待劳,寻找鲸鱼容易搁浅、会自动漂上岸的定居点。这不是天方夜谭,在美洲的某些海边,这完全是大概率事件,人们以此为生。不过,沿海“拾”鲸变数颇多,猎物的归属也总有争议,捕鲸人开始主动出击。出海捕猎者从相对温和的露脊鲸和

弓头鲸着手,其后人们开始降服“鲸鱼中的鲸鱼”——抹香鲸。多林猜测,抹香鲸恐怕就是梅尔维尔《白鲸》中的主角:灵活而凶猛,食道宽得能吞下人,头尾都可以攻击,发怒时可轻易撞碎小艇,捕鲸人称其为“上帝之手”。人们甘冒风险去深海追逐,因为“一次成功的捕杀就可拯救一个收获

微薄的年份”。

捕鲸固然是一种谋生手段,但它看起来并非最理想的选择。占据地利之便、掌握新技术的也往往是处于边缘的人。譬如,一逢战争就左右为难的楠塔基特岛、不让捕鲸便失去退路的原住民。即便如此,捕鲸人的世界却是利维坦的投影,见证且随历史沉浮:

17世纪,在楠塔基特岛上抗议不公的法律、据理力争的萨缪尔·马尔福德展现了“促使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那种精神”;18世纪中期的两次技术进步——随船鲸鱼油加工设备和以鲸脑油制作蜡烛——推动了捕鲸业的发展,也让人联想起外部世界的工业文明;随着鲸脑油价格水涨船高,殖民地最早的行业垄断组织之一诞生:鲸脑油托拉斯约定,万一脑物质价格超过他们接受的上限,他们便将自己出资组建捕鲸队;战争会深刻撼动捕鲸业,有趣的是,英国既需大量鲸油,又缺乏捕鲸技术,独立战争时,他们给美国战俘两条路:要么跟母国交战,要么为英国捕鲸;19世纪初,美国捕鲸业爆炸式发展,用人需求极大,对奴隶(黑人)来说,有的借此大赚一笔脱离奴役,有的却被囚禁船底悄然贩卖;捕杀无度造成鲸鱼数量变少时,捕鲸人也不得不越走越远,平均每次捕鲸要走4年;捕鲸船像个“迷你君主国”,专制的船长肆意妄为,归来分利又极端不公,与阶层分化无异;船上人员也会揭竿而起,屡屡成为船长的威胁;南北战争时,捕鲸船又成炮灰,“石头舰队”沉船堵塞水路,也是富有象征意味的心理攻势;至19世纪70年代,在多重打击下,美国捕鲸业的衰落势不可逆……

利维坦确乎是利维坦,实至名归。涉身其中的普通人只是本着极寻常的生存欲望去选择、去支撑,从海岛上别无所长的村民,到被俘后无奈的捕鲸者,抑或黄金时代那些能力不济、即使收入低微也觉聊胜于无的船员们,他们不是在一个封闭的行业里从事单调的工作,而是经历了历史的重大转变,看到了政治利维坦如何与他们的利维坦合二为一。

捕鲸时代的衰落不是终点,作者亦无意探讨这一行业的对错(尤其是在环保主义者热烈的声讨中)。还会有其他的利维坦,它可能以寻常面目出现,与我们的生存之路息息相关,而留给历史的,会不会也只是一块其貌不扬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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