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进新闻界纯属偶然

20170903期来自:羊城晚报

当校对为做编辑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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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新闻界这一行,纯出于一种偶然。

二姨丈介绍我到香港大同日报社做杂务。一天24小时,其中16个小时随时都有人使唤我。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比在老祖父家好多了,最大的快乐就是我能够养活自己。

大同日报社当时只有一部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厚册《辞源》。每天坐在角落里等唤人铃响起的间隙里,我就翻开《辞源》读上一两个条目,我的眼界一步步扩大了。四五十年后,商务印书馆重新修订《辞源》,我居然有幸参加了广东的编辑组。这在孩子时代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编辑部里香港的中文报纸大抵都齐全。报纸也成了我的好老师。我逐步明确了自己要学些什么——学古文的写作方法。

我强调自学。除了像我当初读 《辞源》一样零存整取,还应该按部就班,不可越次。这就是我说的:少些学究气。

1932年夏天,《大同日报》改名《公论报》,不久被封闭。我又回到乡下。母亲请一个巧手木匠的表叔收我为徒。可我这个左撇子,在表叔看来,简直就是一块废料。我又跑到香港求出路,当上了中兴报社的见习校对。当时我不过十六岁多点的年纪。那时我便有读地图的怪癖。

编辑部里人员实在是复杂。干了不满一年,我就被解职了。我又回到乡下。

我在一家印刷店做过不要工钱、只需管两顿饭就每天干足十四个小时的学徒,因此背熟了《康熙字典》的部首。但二姨丈的大儿子想开一家冲晒店,找我做助手。我便辞工在冲晒店里一个人包办了所有业务,也抽空读书、写旧体诗,甚至练毛笔字,结果写字有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冲晒店终于关门大吉。1935年,我又跟随另一位堂表兄蔡琳出发到澳门去开果栏。后来果栏改组,为了吃饭,我去当过辅助的搬运工,卖过报纸,还曾跟朋友去东澳开过一段时间教书馆。这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母亲再次将我送去香港。

机会终于出现。1938年,《星岛日报》招考校对,我通过了初试与复试。五位入选的校对先生中,我最寒碜,也最年轻。但我终于挤进新闻界。

报社每天24个小时都在不停收进四方八面的消息。单纯是为了工作少出差错,我就须从头学习。

1939年4月初,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招生,我立刻决定报考。新生测验揭晓,我是正取生,考得名次第四十二。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只继续办了两届,每届都有五六十个毕业学员。回头一看,当年的同学,能够始终坚持在新闻出版岗位上的,只剩下为数很少几个。

进报社两年后,我升了校对主任。我开始学习着写时事分析文章,还当了几个月的“游击编辑”。因为压力大,我付出的努力也大,这为我以后多年做编辑工作打下了基础。

1941年12月初,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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