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的海棠

20161105期来自:北京晚报

张伯驹与友人簇拥在海棠树下

编者按:藏品无论大小皆珍贵,因为其中倾注了藏家一生的心血。旧时看似平淡的通信交游,在如今看来,却散发着哲思的光芒。2016年嘉德秋拍,五十余封张伯驹与杨绍箕的信件,让人回想起三四十年前,那段案头时光。

初见杨先生是在去年初的多伦多,大雪,很冷。记得那天杨先生带了一副对联和一轴画。对联打开竟是张伯驹先生的十一言长联:“绍兴剩水残山留赵家半壁,箕子三韩万姓存殷氏一支”。

“这是伯老写给我的嵌名联”——杨先生一开口带着浓重的老派天津口音,在多是岭南移民的多伦多,这尤其特别。对联是张伯老晚年典型的“鸟羽体”,杨先生的名字“绍箕”嵌入联首天衣无缝,这是伯老的才情;而“残山剩水”,隐隐是伯老的悲情。

再打开画更是惊艳了,竟是一轴伯老的兰花中堂。左撇兰已然稀见,如此大幅更是难得,满幅墨香,风雅极了。伯老自题:“风蕙。壬辰冬,张伯驹”。壬辰是1952年,正是那年,伯老将《展子虔游春图》让给故宫博物院。“这是张伯老自己最爱的左撇兰,‘文革’中被抄去了,后来退赔回来。”大兰花的裱边满满的题跋,看年款多是“文革”后题的了。诗堂是沈裕老题:“九畹流芳”。裱边张伯老、黄君坦、张牧石、俞平伯依次题,咫尺间是词人的雅集。

杨先生依然记得“文革”后(大概是1979年)张伯老写了封信,让他带着这簇兰花去找俞平伯。俞先生看了伯老的信,就说了一句话:“那你一个礼拜后再来拿吧。”旋即转身又进书房去了。那时的文人似乎都不太爱说话,学问都深埋在肚子里。一个礼拜后再去,一首精雅的七绝题好了,一切都是那么妥帖:“空谷飘香静者妍,光风苹转自年年。珍留词彦萧疏笔,绨锦重题亦胜缘。”“文革”后的北京词坛,词客星散,倚声微渺,咫尺之间是难得见到的老词家之间的鱼雁和唱。

杨先生最早是经天津京剧名票从鸿逵介绍初见张伯老。那是1959年,当年他是个十八岁的高中生,醉心京剧的“戏迷”,仰慕伯老的晚生。杨先生的祖父杨增新是民国时期的新疆督军,赫赫有名的“新疆王”,主政新疆十七年。张伯老的过继父亲张镇芳当年则为河南督军,所以两人称得上有同袍之谊。“当时我就是一门心思想跟伯老学戏,但是伯老让我先学诗词。”杨先生记得伯老让他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广事类赋》,那是要让他先通典故。

多伦多匆匆一别,我们相约半年后夏天再见。临行前杨先生送我一本《悔堂诗賸》,是他1988年整理自作旧稿编定的诗集。藏青色封面配以伯老秀雅的题签,那是1976年伯老早已为他写就的。翻开第三篇写的就是张伯老:“丛碧世丈自榆塞还京,车过津门,亟谒之,坚执余手,相对默然。鼙鼓声中一老来,衣尘未扫梦云开。万千涕泪无从堕,三两头颅似可哀。座上诗分秋影瘦,烛边思逐夜风逥。相逢隔世疑相识,冷月遥呼证浅杯。”这是1970年,在地下室关了两年的张伯老终于被放了出来,但是等着他的,是随即被安排去农村插队落户。那年三月,张伯老和夫人潘素被送往吉林省舒兰县朝阳公社双安大队第三生产队插队。然而命运在历史的幽暗处竟如此令人琢磨不透,当地以不合插队规定,拒收落户,一个叫高思庆的党支部书记把两位老人送上回北京的火车。车过天津,杨先生赶去火车站见伯老。那天伯老穿着一件还带小水獭领子的皮大衣,斜挎着一个小军用书包——旧传统与新时代如此诡谲地杂糅在一起。杨先生记得张伯老在站台上拉着他的手,反复地说:“恍若隔世,恍若隔世……”之后就再也没有其他话了。“万千涕泪无从堕,三两头颅似可哀。”讲到这段杨先生在电话那头随即吟出这句。毕竟是自己的诗,那晚的凄风苦雨,那段的恍若隔世,那三两头颅的旧影……杨先生说这句在当时天津的词人圈子里传诵很久,我想都是感同身受吟诵完了即是默然。

回到北京的张伯老连户口都没有,成了黑人黑户,还是银锭桥旁的那个小院,可是房子已被四户人家占去了好几间,只剩下两间给老两口住。这时的张伯老局促、黯然、无计可施。

1949年初的他还可以撇几笔兰花以遣遗民心志,此时的他已无所依托、没着没落。为陈毅写就的挽联在追悼会上被毛主席看见,旋即被调入中央文史馆的经典故事还要等到1972年初才会发生。而在此之前的这段时光真就是张伯老一生最为难过的黯淡岁月。杨先生1971年有首七律:“辗转入都,宿碧丈银锭桥故居,感赋。局促城南五尺天,觚棱残影接华巅。一灯万里归摇梦,四壁千疮补学禅。伤足且歌桑海外,视身都在有无前。黄金买得花间老,舞袖平生避绮筵。”杨先生说那年他费了好大劲进北京去看伯老,看到伯老每天都念好多遍“阿弥陀佛”,还默默地把念的遍数都记在月份牌上。“四壁千疮补学禅”,正是杨先生那年见到的张伯老。那晚,杨先生与张伯老挤在一间房里,张夫人亲自帮他钉被子。

与杨先生再见已是去年夏天,夏日的多伦多天高云淡,凉爽宜人,舒服得很。杨先生拿出一轴伯老乙未年(1979年)的书法,写词八阙,鸟羽小字,迥然出尘。这已是“文革”后的伯老,相对轻松了许多,写那年清明后去天津看海棠,“大雪春寒,花未做蕊”,回到北京后家中刚好丁香开放,未见海棠而见丁香,遂有词作。那年杨先生陪伯老看海棠,有词四阙。伯老和杨先生韵作词四阙,后意犹未尽,又续作四阙。伯老一生爱海棠,一生爱填词,晚年有杨先生这个忘年交,陪他赏花,与他唱和,也是让他温暖的事。伯老九岁的时候,随父亲住在天津长芦都转署,对海棠一见钟情,这是伯老的性情。三十岁后,居西城丛碧山房,有海棠七株,每逢花季宴客于花下,“拥绛雪、花压阑干”。曾经见过一张伯老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照片,拿着一卷诗书留影于盛开的海棠树下,那就是在丛碧山房。当年何等的英气少年, “只替春愁不自愁”。卢沟桥事变后,伯老去西安避居关中,后回北京在极乐寺看到海棠,当即吟出名句:“只今倾城倾国事,不是名花与美人。”后来伯老住在燕大附近的展春园,更是有二十多株海棠。“值雨流光红湿,一片迷蒙”。一直到1956年搬去银锭桥南,邻居是昔日旧友刘紫铭,刘家有海棠两株,盛开时伯老亦每日必去,流连忘返。

20世纪七十年代的伯老则几乎年年都去天津看海棠,天津人民公园,以前的李善人花园里有海棠几十株,逢花季娉婷万态。那是伯老去天津文聚的主要目的。即使在1971年, 伯老还未落户中央文史馆, 伯老依然与张牧石同游天津海棠林下,有词一阕:“庆清朝·与牧石游天津故李氏园,坐海棠林下,花正盛开,时有坠片”。1972年,与寇梦碧、张牧石同游,有《浣溪沙》四阙。1973年,亦有《小秦王》四阙,为赴沽上看海棠赋。在1974年的《小秦王》词尾,伯老自己补记:“天津故李氏园海棠成林,每岁皆与津词家联吟其下。风来落英满地,如铺锦茵,余愿长眠于此,亦海棠颠也。”对伯老来说,每年去天津看海棠,是怅惘的回望,也是岁月的念想。

1977年,海棠开放,而伯老却未如期而来。杨先生赋词四阙寄去北京,代为请柬。伯老回赠《小秦王》四阙,“今岁晴旱,风多雨少,花皆早放。海棠时节或不能去津,怅惘何似”。杨先生拿出伯老的这通词稿,尚未托裱,嗅出一纸清芬。

杨先生最后拿出两个信封,竟然是伯老《京剧源流探讨》和《京剧音韵身段》两篇论文的原稿。1980年海棠开时,天津市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会和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戏曲小说研究室邀请伯老赴天津作关于京剧的学术报告,伯老于是草拟了这两篇论文,事先交由杨先生整理誊写,后来南开大学根据杨先生整理的文稿和伯老会上报告印有油印本。

伯老每次去天津,杨先生都侍奉两侧,赏花论艺,诗词酬唱。“古人说附骥尾,我算是有幸,附了伯老的骥尾了。”杨先生说其实后来伯老有了白内障,看海棠并不清楚,伯老每借杜少陵“老年花似雾中看”句自嘲。1973年伯老也特别把年内得词百余阙,集成《雾中词》。伯老在自序中说:“余则以为人生万事无不在雾中,故不止花也。余之一生所见山川壮丽,人物风流,骏马名花,法书宝绘,如烟云过眼,回头视之果何在哉,而不知当时皆在雾中也。”杨先生在那年所作《侍丛碧世丈看海棠》末句也写道:“池光不定花光乱,何止先生在雾中。”“那个时代,大家不都是在雾里么?”杨先生感喟。

这次天津之行,可能是伯老去天津看海棠最热闹的一次,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王海波也一直陪着。这也是伯老最后一次的天津之行,张牧石的女儿张秀颖保留了那次活动的一张照片,伯老在友人的簇拥下,拄着拐杖站在怒放的海棠树下。杨先生站在后排正中,那年他38岁。第二年,杨先生赴京与伯老匆匆告别后,南走香港。1980年的海棠芳草,成了他们一起最后的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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