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荣枯与乡村生活

20200113期来自:华西都市报

农事与农时,事关活命,周克芹非常关注。从地理学而言,气候,灾变和物产,是其关注的关键。周克芹在中篇、短篇小说里描写了众多沱江地域的农时。比如写于1977年的《灾后》,描述了1976年沱江洪水给两岸农村带来的灾难。自然的灾难与生活的苦痛,均在灾后的岁月里才开始反刍出灾难的重量。因为其诗意的句子不断从文中崛起,冲淡了灾难的忧郁,这篇作品让人联想到孙犁的名篇《芦花荡》。

四川农村的各种植物,本属农业地理研究范畴。这些植物在周克芹作品里得到了很大程度地展示:水稻、包谷、红苕、桑树、桔子、枫树、小麦、油菜、胡豆、海椒、蓑草、桃花、芦苇、野棉花(打破碗碗花)、莴笋、萝卜、卷心白、芹菜、香葱、蒜苗儿等等,它们的生长荣枯,又与乡村生活密切相关,从这些植物描述上,均彰显了平凡人们生活的轻与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文坛涌现出了一批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方言小说”。周克芹的小说并非完全使用方言,但他经常会在一些特定场景里,采用方言。一是为了贴近农民的话语,二是他本人的议论。比如,“天擦黑的时候,雨落下来……”这样方言场景描述,在他小说里并不多,但可谓是画龙点睛。

学术界认为,文学地理包括作家籍贯地理、生活地理、作品描写地理、传播地理四个层序时,要特别关注“地理”之于“文学”的价值内化作用。如果说鲁迅笔下的鲁镇、未庄是其精神性“地理”的体现,那么,周克芹笔下的沱江流域农村,无疑还具有双重特征。他更为执着于一地的写实与描摹,难能可贵的恰在于此——珍贵的周克芹为四川农村、为中国所保存的这份记忆,是意象形态的记忆,而不是概念性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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