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满城风物

20190706期来自:华西都市报

《清史稿·兵志》开宗明义:“有清以武功定天下。”兵丁数量很少的满营,何以能“定天下”?从女真族的兴起到入关后统治全国,八旗军的武功与“满城”的设置有着紧密的联系。

《圣武记》(卷一)就直接宣称,满族的特征是“城郭士著射猎之国”。

入关以后,各省派驻的驻防八旗便担负着“以武功定天下”的使命。这样,在八旗军驻防的地方,均设“满城”驻守。这种情况在康熙以前固属军事上的需要,但在平定“三藩”,内地局势已基本稳定,旗兵单独筑城设防已非必要了。

因而,八旗驻防之处,均有旧城可守。

“满城”除了军事意义外,同时也是清王朝为了在八旗体制中,长期保持“清语骑射”的传统,用以抵制“沾染汉俗”。陈一石先生研究后发现,用“满城”把旗人、汉人隔离开来,这正是旗汉分治的措施之一。

查阅典籍,我知晓了这样一些特别的词汇,作为血统最为“纯正”的组成部分,建州女真人被称为“佛满洲”,其他人则被称为“依彻满洲”。学者鲍明在其著作《满族的文化模式

□章夫

—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中写道:皇太极既想夺取全国政权,又不愿入关,主要是避免辽金元入关后本族人汉化的后果。

清统治者在入关前后,在对待如何坚持满族固有文化习俗和吸取汉族文化上,常常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它既企图保持清语,又不愿大量吸取汉族文化;它顽固反对旗人“沾染汉俗”,但统治阶层却率先接受汉俗;他们置身于汉族地区之中,却企图用“满城”把旗人封闭起来,防止与汉人接触。

在清朝初年,紫禁城采取火与剑的手段,在全国所有民族中强制推行薤[音xiè]发和满服,但清统治者发现汉族文化博大精深,事实上不能从表面上简单地取代,就转而提倡汉族封建文化,实行“以汉治汉”作为巩固其统治的必要手段。

最初,皇太极组织人力把《刑部会典》《孟子》《三国演义》等书翻译为满文。到康熙时期又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编写《性理精义》,篡辑《朱子全书》等。并鼓励贵族子弟学习《四书》《通鉴》等书,以吸取历代统治经验。

脍炙人口的成都竹枝词,记录了当时旗人学汉学的情景——

父母心肠皆爱子,学文原来可粗疏。从头尾起连篇去,好看旗童倒读书。

各家字体各家风,自古莺龙异样雄。试看旗人开笔阵,清书不与汉书同。

康熙移驻旗人来,嘉庆八年旗学开。《满汉四书》念时艺,蓝衫骑马伴游回。

满文与汉文虽均为竖排,但汉文从右往左看;满文却是从左往右看,因此谓“倒读书”。后一首交代嘉庆八年(1803)开始设旗学,将汉人的经典著作《四书》翻译成满文供旗人学习。

从这些表象不难看出,统治者对旗人教育甚为重视,他们坚持使用自己的语言,并勤练“骑射”,以保证满族的纯正。

从皇太极始,历代清帝都强调“清语骑射”是立国之本,并经常以金、元朝的衰亡归咎于放弃国语骑射,以此警戒他们的子孙。然而,满族贵族集团沉浸在荣华富贵、骄奢淫逸的生活中。他们从精神到物质都最先抛弃“清语骑射”,以及“其俗俭约,不尚华靡,其人憨直”的传统。

据说有一次,朝廷害怕驻扎成都的旗人耽于城市享乐,打算把满城搬迁到远离城市的荒郊野外,但这个计划遭到了驻防八旗和家眷们的强烈反对。清朝道光年间以前,成都的将军和手下的副都统们还骁勇善战,但是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剧和八旗制度的衰落,成都的驻防八旗基本上成了一群养尊处优的闲人。

八旗官员们的锐志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消磨殆尽,他们不大愿意管理实际事务。因此把四川境内的藏、彝、羌等地区事务都推给总督,“将军”的设置已违背了清廷的初衷。

成都少城阅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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